清-公元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清

日知会成立

先是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长沙起义事泄，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遭破坏，补习所主要成员刘静庵、曹亚伯等逃避。曹亚伯后到日本，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曹亚伯返回武昌，与刘静庵共商再建革命团体。曹、刘认为：要唤起革命，首先应“灌输知识”，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刘静庵因与美国基督教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有交情，后又充任该会所设日知会司理，遂借日知会阅报室陈列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并联络反清革命志士，原科学补习所成员相继归来。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刘静庵另拟日知会章程，名不变而实变，日知会遂成革命团体。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日知会开正式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日知会成立后，十分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进行革命宣传。每星期日开演讲会，阐述世界大势及中国面临的危机，启发人们的爱国革命意识，发展会员，扩大组织。不久，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余诚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前往武昌，余即依靠日知会展开革命活动。四月，刘静庵、冯牧民率先加入了同盟会，大多数会员亦随之加入同盟会，日知会会址改成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刘静庵任总干事。同年冬，萍浏林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赴湖北，依靠日知会的力量，响应起义。但由于熟悉日知会内情的郭尧阶告密，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刘静庵、朱子龙、胡瑛、李亚东、梁钟汉、张难先等逮捕下狱。日知会会员遂化整为零，组成其他革命小团体，日知会活动即告终止。

清政府宣示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秋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先后回国。他们将在国外请梁启超等人草拟的有关宪政的报告上复朝廷，请行立宪。六月三十日，端方、戴鸿慈在陛见时，面奏宪法请访日本，兵农工商请访日本、德国。考察大臣载泽还独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折中谓实行君主立宪，一可使皇权永固；二可使外患渐轻；三可使内乱消弥。他还为朝廷谋划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企图以此连拖带骗，应付社会上立宪的舆论。他们还主持辑成《列国政要》、《欧美政治要义》百余卷。尽管如此，载泽等假立宪的建议还是遭到满族亲贵中顽固派的反对。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八、九两日，清朝王公大臣、集会商议立宪事宜，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学部尚书荣庆、大学士孙家鼐对立宪持否定态度，但载泽、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主张立宪并左右了会议，遂于七月十日上殿面奏，请行立宪。十三日，清廷颁发上谕，宣示预备立宪。这份谕旨虽宣布“仿行宪政”，但又称“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因此“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此谕发出后，顽固官僚因可拖延松了一口气，而真心立宪的人士则对清廷的敷衍态度十分不满，开始酝酿大规模的促进立宪运动。

清政府厘定中央官制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次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共同拟制厘定中央官制的方案。袁世凯希望借此机会扩大其权势，多方行贿钻营，将亲信党羽塞进为改革官制而设置的编制馆。而众多满族王公大臣对袁世凯势力的日益膨胀，猜忌重重，不甘让袁世凯计谋得逞，怂恿御史赵炳麟上奏，反对袁世凯等操纵的官制改革。慈禧太后本无立宪诚意，对赵所言十分顺耳，九月二十日下诏，谓“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接内近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这次官制改革，不过是裁并，增设几个部和更易几个部院的名称。厘定中央官制后，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均仍旧；巡警部改民政部；户部改度支部，将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大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兵部改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增设邮传部；理藩院改理藩部。除外务部设总理大臣一员，会办大臣二员(其一兼尚书)外；各部均设尚书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并以次设立资政院及审计院。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九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命鹿传霖为吏部尚书，溥颋为度支部尚书，溥良为礼部尚书，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尚书，张百熙为邮传部尚书，寿耆为理藩部尚书，徐世昌为民政部尚书，荣庆仍为学部尚书，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按旧制，各部例设尚书二员，满汉各一，侍郎四员，满汉各二。新制不分满汉，“择贤简用”。十一部十三个大臣、尚书中，满族贵族七人，蒙古贵族一人，汉满官僚仅五人，满汉畛域反而扩大，暴露了清王朝借机集权的意图，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和批评。

保皇会更名国民宪政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二十四日，康有为以保皇会总头领名义，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文中大肆吹嘘自己首倡变法，全力保皇的奇功异勋，主观臆断地指出，清政府主张立宪维新，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怨恨已经释然，故今后无须再行保皇，而应转向推动立宪，并异想天开地准备回国与清政府合作推行宪政，分得部分权力。因此他通知保皇会全体会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旦，举行大庆典，祝贺保皇会大功告成，国民宪政会正式成立。梁启超认为康有为企图把宪政果食一口囫囵吞下的贪婪嘴脸，必将引起国内立宪派的恶感，拒绝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更名通知。事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将保皇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在政治上拉拢国内立宪派与其合流，不要太狂妄自大；在内地多设分会，多办报纸，逐渐扩大自身影响。康有为认为梁的设想比较实际，遂同意把国民宪政会改称帝国立宪会。

孙、黄、章制定《革命方略》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冬之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共同拟制了指导各地举行反清起义的文件《革命方略》。《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划》、《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八个文件。《革命方略》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实行武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基本方略。全部文件的主要精神是组织国民军，推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在《军政府宣言》中，文件说明了革命建国的程序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法之治，就是军事斗争和军事管制时期，因此要成立军政府，军事和地方行政，均由“军政府总摄之”。军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扫除积弊，废除清朝各种暴政，纠正风俗之害，施行教育、兴办农工商实业、设警察、修筑道路等。军法之治以三年为限，三年后进入约法之治。在其他七个文件中，孙、黄、章等详细阐明了军政府与各处民军的关系；革命军召募新兵的要求；接受降兵的条件；攻取和控制城镇及解决军需的办法；军政府对外政府态度；招降清朝将士的策略；废除清朝苛捐厘税的规定。《革命方略》的制定，不仅确定了武装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宗旨，同时提出了组建由资产阶级政党指挥军队的明确目标，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设想、过程及具体做法。对同盟会在此后领导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初一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发出“预备仿行宪政”的谕诏后，海内外立宪派人士虽然对诏文中透露的拖沓空泛及官样腔调十分不满，但又为清廷的公开允诺所诱惑，认为有望通过运动和敦促实现立宪，遂积极筹建团体，以展开全国性的促进立宪运动。江浙一带的立宪派对此最为积极，立即在上海集议谋创团体。此时，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了同北方的袁世凯倾轧，派亲信到上海，找到有东南实业巨人之称的张謇，怂恿他以其声望拉人结社，组成立宪团体。岑还许诺资助一万元的开办费并每年疏资一千元为日常活动经费。于是，张謇与上海的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人物连日磋商，多方撮合，谋定成立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团体。因岑春煊提供了大量经费，所以他府中的老幕僚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在江浙绅商中颇有声望的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张元济、夏曾佑、王清穆、雷奋、许鼎霖等新派名流都是会中的主要人物。邮传部侍郎沈云沛也与立宪公会有关系，袁世凯亦企图插手影响它，因此，在立宪运动中，预备立宪公会具有领袖群伦的重要地位。

《复报》创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十五日，复报正式创刊。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夏，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柳亚子，在家乡吴江创办油印周刊小报，名为《复报》。光绪三十二年，柳亚子到上海，一面筹建同盟会外围组织青年自治会，一面筹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遂把在吴江油印的周刊改编成月刊，送往日本铅印出版。四月十五日，《复报》正式创刊。该刊主编是柳亚子，长期协助编辑撰稿的有田桐、高天梅、高燮、陈去病、金天翮、陈志群、蔡治民、刘季平、马君武等人。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章太炎也为该刊撰写过不少文章。该刊的宗旨是“发挥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为国民之警钟，作魔士之露檄”。《复报》文字浅显，大多为口语化的白话文，每期还登一些白话诗文。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停刊，共出十一期。

《云南》杂志创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执行部干事刘揆一云南籍会员李根源、杨振鸿、赵伸等人，告以孙中山、黄兴认为云南有动发革命之可能，应速办一云南杂志进行鼓动宣传。经过数月筹备，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二十八日，《云南》杂志创刊。杂志社设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杂志为月刊，设有论著、译述、时评、传记、小说、文苑、调查、大事月表、图画等栏目。该刊初创时由李根源、赵伸负责，后来担任编辑主任的先后有席聘臣、张耀曾、孙志曾等。该刊以“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揭露清王朝苛虐待百姓，媚外殃民的种种罪行，宣扬“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非少数贵族之国家，更非君主一人之国家”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该刊曾对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黄兴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作了极为详尽的连续报道。《云南》杂志特别活生生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宣传，向读者介绍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法觊觎云南领土，攫取云南权益的历史和行径，号召“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对云南民众的觉醒，云南地区反侵略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发行量仅次于《民报》的革命刊物。该刊曾两度被迫停刊，但一直坚持到宣统三年(1911)五月才终刊，先后出版二十三期。

俞樾逝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二十三日，近代著名学者俞樾逝世。俞樾是浙江德清人，生于道光元年(1821)。他是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后罢官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国学大师章太炎即是他晚年的门生。他长于经学研究，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书，为乾嘉学派后期代表作；《春在堂随笔》、《茶春室丛钞》等笔记，搜罗甚广，保存了丰富的学术史和文学史资料；他还很重视小说、戏曲的研读，强调其教化作用，将石玉昆所著《三侠五义》改编成《七侠五义》。他一生著述不倦，善诗词，工隶书，学识渊博，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撰著颇丰，辑为《春在堂全书》。当时社会上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话，叫做“李鸿章只知作官，俞樾只知著书”。

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论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日甚一日，康梁等维新变法的主将，此刻却不能与时代俱进，对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十分惧怕，坚持拥立光绪皇帝实现君主立宪的立场。康、梁利用其保皇会所属的各种报刊，大肆鼓吹保皇和君主立宪的主张，诋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康、梁等人的进行了反驳，双方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各自的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906)，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上发表号外，题名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文章列出了双方在十二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中主要几项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以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实指民生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二十多种报刊全部投入了论战，论战的中心实为三点：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经过二年左右的争论，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与康、梁保皇派的界限，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孙中山革命派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革命派最终以昂扬的斗志，严密的揄，激烈的言词，使更多的人唾弃保皇理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在思想阵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为革命斗争实践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新民丛报》被迫停刊，标志着保皇派在论战中的失败。

芦汉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三日，芦汉铁路全线通车，定名为京汉铁路。早在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二日，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就提出修建从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故称芦汉铁路。分北京至正定，正定至黄河，黄河至信阳，信阳至汉口四段，预计八年完工，总经费一千六百万两白银。清朝廷允准了张之洞所请，但筹建未久便搁浅。甲午战争后，变法维新、修路办厂呼声日高，张之洞再次提出修建芦汉铁路，指出“此路四通八达，必宜先办”。清政府遂委派张之洞主持修筑芦汉铁路。鉴于经费困窘，张之洞提出借洋款，而不让洋人入股，永保铁路主权；成立决公司；边筹款边修筑；向华侨招股等办法，并推荐名下有巨款，身兼买办官吏的盛宣怀为铁路督办。此事定局后，各国列强都欲插手，图谋控制这条未来的交通干线。张、盛等人迫于经费无着，遂与比利时银行团签订了《芦汉铁路垡合同》，使俄、法支持的比利时银行团控制了芦汉铁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芦沟桥至保定一段首先修成，年底通车。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汉口至河南信阳的一段也筑成通车。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全线修竣，总长度为一千二百一十四点四九公里。

上海宪政研究会成立

光绪三十二年(1906)，随着立宪运动的开展，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创立了宪政研究会，十月二十四日创刊的《宪政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该会的宗旨：“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该会主要成员有袁希涛、沈恩孚、黄炎培、狄楚青、陈冷、雷量、史量才等，多为学校教员、报刊总理或主笔。十一月初，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多数研究会成员转入该会。

萍浏醴起义爆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十九日，同盟会策动萍乡、济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武装起义。先是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华兴会在长沙发动起义流产。次年，参与谋划长沙起义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又被杀害。马福益旧部萧克昌、李錡在安源煤矿联络矿工数千人，哥老会另一首领龚春台在济阳、醴陵一带继续发动会众，都等待时机，图谋再举。光绪三十二年春夏之间，长江中下游阴雨连绵，洪水横溢，湘赣交界的萍浏醴地区灾情严重。当地官僚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使广大农民和矿工苦不堪言，纷纷投入会党，酝酿反清起义。正在此时，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湖南展开活动。刘道一坐镇长沙，筹划全局，他约集革命志士，会党首领蒋翊武、龚春台、刘重等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聚会，转达黄兴意见，准备利用潜伏于萍乡的会党“发难于济醴，而直扑长沙”。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响应。蔡绍南到萍乡与联络会党的魏宗铨会合，通过活动，使当地各路会党接受同盟会的反清思想。蔡、魏邀集萍济醴各路会党首领百余人，在萍乡蕉园，举行开山堂大典，推举龚春台为大哥，饮酒宣誓，“尊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十月十九日，洪江会首领廖叔保在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汉字旗，首先发难。蔡绍南、龚春台闻讯，立即通知其他各处响应。义军占领上栗市后，进行了整编，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任大都督，蔡绍南、魏宗铨任左右统领，发面《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清廷卖国殃民十大罪状，号召“破数千年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使地权与民平均”。贫苦农民、安源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义军，“不数日而集众数万人，蔓延数县之地”。孙中山闻讯后，急派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段书云、禹之谟、权道涵等到苏、皖、赣、湘、鄂等省发动起义，以图响应。清政府对来势凶猛的起义十分惊慌，急饬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调集清军五万人，前往镇压。起义军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屡次挫败清军，缴获枪枝逾千。但因起义军没有形成一个坚强领导核心，旗号各异，加之敌我力量悬殊，虽苦战经月，接战二十余阵，终被清军各个击破，革命党和起义群众万余人死于此役。萧克昌、刘道一、蔡绍南等罹难。同盟会派遣回国响应起义人员多被通缉。禹之谟、杨卓林等被捕遇害。胡瑛、孙毓筠、段书云、权道涵等被终身监禁。

陕西民众进行抗捐斗争

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西巡抚曹鸿勋摊派西(安)潼(关)铁路捐款，激起扶风、华州、华阴、渭南、高陵、大荔等十余县民众的强烈反抗。农民首领张化龙等人聚众围攻扶风县城；田莲得等率众冲毁渭南厘局；刘豹子等带领民众到华州县衙门示威，冲毁县学堂；雷荣昌等砍断华阴县境内电线杆，并“打闹衙署”。各县斗争持续了四个多月。十一月二十七日(1907)，抗捐民众进入了同州府，捣毁教堂两座及官钱局、官盐局等衙署。曹鸿勋先后派兵镇压各路抗捐民众，张化龙、田莲得、刘豹子、雷荣昌等数十名抗捐农民首领陆续遭到杀害，许多农民被判处监禁。但清政府又慑于民众反抗的威力，下令将路捐一律停止。

禹之谟就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二十四日，禹之谟被清政府绞杀于湖南靖州。禹之谟，湖南湘乡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帮办运输粮饷，办事出色，受两江总督刘坤一褒奖。后幻想实业救国，在长江下游考察，拟开办矿业，因遇阻而止。戊戌变法期间，禹曾与维新派接触，赞同变法。变法流血失败，禹从中悟出：“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反清思想日浓，倡革命救亡之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参与筹划自立军起义。起义流产后，禹之谟逃往日本，在大阪、千代田等工厂实习，学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从日本购置一批纺织机械回国，兴办织布厂，几经迁徙扩充，最后定厂在长沙。他以工厂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设图书馆，提供革命书刊给青年和工人阅读。他还以工厂所赚之资兴办教育，先后发起兴办了湘乡旅省中学堂、师范学堂和惟一学堂。因此，禹之谟在长沙工商学界颇有声望，被举为长沙商会、湖南教育会、学生自治会的会董、会长、干事长。光绪三十年(1904)，禹参与了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创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后，黄兴致函禹之谟，请他在湖南创立分会。他通过联络发动，组建了同盟会湖南分会，被举为会长，领导湖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著名湖南籍革命宣传、活动家陈天会为抗议日、清政府勾结压制留学生革命运动，唤起国民觉悟投海自尽后，禹之谟策划了迎还烈士灵柩回湘公葬活动。在公葬那日，禹之谟慷慨陈词，宣讲烈士悲壮事迹，大大激发了群众斗志。禹所领导的湖南革命活动，深遭清地方当局忌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将他逮捕。禹在狱中遭到清吏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始终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气概。就义前，他断指写下致全国同胞书，谓“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心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