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清

清军机处发查禁革命书报电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清军机处奉命向各地方当局发出查禁革命书籍、报纸、期刊的电文。电文中谓：“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并吞中国策》、《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野蛮之精神》、《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瓜分惨祸预言》、《新民丛报》、《热血潭》、《浏阳二杰论》......等种种名目，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市，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国公法所不许。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形查禁。”

孙中山访第二国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中旬，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布鲁寨尔，经贺之才介绍，走访了国际会党执行局(即第二国际常设机构)。孙中山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晤谈。提出了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孙中山向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扼要地解释了他的组织的目标和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指满族统治者)，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每人依其财产数量缴纳租税”，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四月十五日，佛兰德文版的《人民报》对这次晤谈进行了报道。

抵制美货运动发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七日，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提出：以抵制美货反对美国续订《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以及迫害华工华侨事件，并通电各省商会传谕商界共同行动。上海的倡议迅速得到各地的响应，广州、天津、长沙、汉口、苏州等城市民众纷纷参加抵制美货活动，学生发传单斥责美国罪行。一时街上开会演说风起，通电往返，国内外华文报纸杂志舆论也以此为中心。六月二十六日，抵制美货运动正式开始，工人不运美货，企业不加工和进口美货，商业不卖美货。报刊指斥清政府专制卖国，声称“勿依赖清政府”，只能依靠全体民众的力量。各阶层人民还纷纷建立群众性团体，公开宣布“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形成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反美运动。美国政府见此威逼清政府禁止运动发展。八月初二日，清廷发出谕旨，禁止民众抵制美货，否则严厉镇压。在清廷的严厉镇压下，运动以失败告终。

清政府决定派五大臣考察宪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清廷发出谕旨，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稍后，清廷续派商部右丞绍英参与此事。由载泽、徐世昌、绍英为一队，赴英、法、日、比等国；戴鸿慈、端方为一队，赴美、德、意奥等国，时人称之为五大臣考察宪政。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以国内及留学国外的青年学生为主的反清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国内群众性反对清政府压榨的斗争也此起彼伏，迫使清朝当局一再宣示要实行变法和新政，使立宪派人士感到立宪有望，加紧推波助澜。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状元实业家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不久，清朝驻法公使孙宝崎亦电呈《上政务处书》，请求立宪。国内外改良派报刊纷纷为立宪鼓噪，以至“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接着，云贵总督于振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贵州巡抚林绍年也相继以立宪入奏。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些身居高位，权势显赫的洋务大吏也把立宪之论挂在嘴上。五月三十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朝廷宣示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同时还奏请朝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面对朝野一片立宪呼声，清政府已不能不对此作出相应的表示，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中国同盟会成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八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领袖，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聚集到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的寓所，举行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筹备会，共议政党名称、纲领、誓词、加入仪式和推选章程起草者事宜。到会者七十余人，代表了十七个省的留日学生。会上孙中山首先演讲了“革命之理由”、“革命之形势”、“革命之方法”，阐发了三民主义思想，然后讨论政党名称。最初有人提议定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认为革命并非专为排满，更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所以应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后有人指出政党为秘密团体，不宜公开标明革命字样。经过商讨，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并提议将誓词作为同盟会革命纲领。有人认为应取消“平均地权”一条。孙中山根据世界革命发展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对此做了耐心的解释，使得誓词和宗旨终被多数人接受，并表决通过。孙中山遂率领众人举行宣誓加盟仪式。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八人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七月二十日，一百余名同盟会员来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借日本人阪本金弥的住宅，正式举行同盟会成立会议。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同盟会章程草案，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经过讨论修改后，集体通过中国同盟会章程三十条。接着，黄兴提议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与会者一致举手赞成。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总干事(相当于常务副总理)、汪精卫任评议部评议长。邓家彦、宋教仁分任司法部判事长、检事长。会议决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国内为东(设上海)、西(设重庆)、南(设香港)、北(设烟台)、中(设汉口)五个；国外为南洋(设新加坡)、欧洲(设布鲁塞尔)、美洲(设旧金山)、檀香山(设火鲁奴奴)四个。最后，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与会者鼓掌赞同。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主持下，立即展开了发展组织，建设国内外分支部；编辑机关报，与康、梁保皇派论战；积极准备新的武装起义的工作。

清政府下令废止科举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变通科举。谓科举阻碍新式学堂的兴建，请按年递减中额，在数年之后，彻底停止科举，呈入后未经覆议。同年底，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复奏重定学堂章程后，又联衔重申“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奏称“时势阽危，非人莫济，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请自下届丙午科起，乡、会试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三科后中额减尽，即停止乡试；学政、科试取进学额，于乡试两科年限内，计两次岁考，两次科考，每次各减四分之一，俟学额减尽，即停止岁、科试，以后生员尽出于学堂。清政府允其所请，宣布递减科举中额。然而至光绪三十年(1905)，列强侵凌日重，国内危机四伏，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于八月初四日联衔奏请立即停止科举。该奏折谓：“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即以递减科举中额，期以三科减尽之法，已缓不济急。清朝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清政府接受袁世凯等人呈请，于当日谕告全国，“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寿终正寝。

中国人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开设大观楼影戏园的沈阳人任景丰，有感于在中国放映的皆是外国电影，拷贝经常断缺，萌生了自行拍摄中国影片的念头。任景丰青年时曾到日本学习过照像技术，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他就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开办了第一家照像馆(丰泰照像馆)，有较丰富的摄影实践经验。这年秋季，他从德国人开的祁罗孚洋行购买了一套摄影器材及十四卷胶片，便筹划自拍电影。当时北京风行京剧，任景丰认为拍摄戏剧片既富有中国特色，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便请来当时享誉戏坛的京剧老生演员谭鑫培，在丰泰照像馆的院子里，利用自然光进行拍摄。谭鑫培表演的是京剧《定军山》中的一些片断。因为当时电影还处在无声电影阶段，所以基本上以武打动作为主。整个拍摄过程持续了三天，摄影者为丰泰照像馆的照像技师刘仲伦，这是中国人拍摄电影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把电影同中国的传统戏剧结合在一起，加上谭鑫培扮演的黄忠把古代名将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放映时受到热烈的欢迎。

日俄签订《朴资茅斯条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七日，日、俄签订了《朴资茅斯条约》。光绪三十年初，奉天大战结束，日、俄双方都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出面非正式地请求罗斯福出面调停。俄国在四月对马海峡之战失败后，被迫接受美国的调停。此前，日本以承认美国吞并菲律宾；承认英国巩固在印度的统治为条件，换得美、英同意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七月初十日，俄国全权代表维持和日本全权代表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开始议和谈判。经过十次会议的讨价还价，在美国等国的撮合下，双方于八月初七日，在《朴资茅斯条约》上签字。条约正文十五条，附约二条，主要内容是：一、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政治军事经济上均享有卓绝的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的权利。凡是日本认为必要的措置，俄国“不得阻碍干涉”。二、“俄国政府以中国政府之允”，将俄国从中国攫取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均转让给日本。三、俄国政府将从长春至旅顺段的中东铁路支线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均移让给日本。四、日、俄两国可在各自霸占的铁路沿线驻军。五、俄国宣布取消在东北的一切有违机会均等主义的权益。六、俄国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并该处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之主权，永远让与日本。

中日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初五日，清政府在得知日俄议和及议和有关条款后，通过外交部向日、俄两国声明：“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清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但日、俄两国却置之不理，擅自签订了瓜分中国东北权益的条约。事后，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根据《朴资茅斯条约》中俄国转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支线权利，“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的规定，强逼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十月二十一日，中日全权大臣开始就有关事项进行谈判。十一月二十六日，小村寿太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与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礻几、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条约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款。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中俄国让与日本在南满的各项权利；允许日本在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划定租界；安奉铁路仍由日本管理，为期十五年；凤凰城(今凤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今昌图县通江口)、长春、吉林、哈尔滨、珲春、三姓、法库门(今法库)、宁古塔(今宁安)、海拉尔、瑗珲(今爱辉)、满洲里、齐齐哈尔十六外“开埠通商”；日本享有在鸭绿江右岸森林开采权。这个条约使东北几乎全境对外开放，为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东北大开方便之门。

黄遵宪逝世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三日，有近代新派诗旗手之称的黄遵宪于故乡逝世。黄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8)。黄遵宪自幼喜爱诗文，青年时写下“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的诗句，主张诗文不应以剽窃模拟、拾古人牙慧为上乘，而应融入新事物，抒发各人自己的情怀。光绪三年(1877)秋，黄遵宪经同乡何如璋推荐，被任命为清朝驻日大使参赞，开始了长年的外交生涯。黄遵宪在日时期，与日本文化界往来密切，向日本友人介绍了《红楼梦》等中国文学巨著。同时他对日本国情有了较多的了解，遂着手《日本国志》的撰写，以使国人认识近代发展迅速的东邻。光绪八年(1882)春，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为当地华侨争取权益的事情。他还写了大量的诗文，记录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风情，其中描写美国总统竞选全过程的《纪事》一诗很有名。除了将国外的所见所闻所感以诗的形式反映出来外，黄遵宪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均写入诗中，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的许多战役，许多主要战将、许多事件，他都有长诗纪咏，如《冯将军歌》、《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马关纪事》等等，被称为史诗。他的诗题材广泛，不拘旧格律，被梁启超誉为新派诗的擎旗人。戊戌变法期间，黄遵宪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出资创办维新刊物《时务报》。赴湖南做按察使后，黄遵宪大力支持巡抚陈宝箴的新政，亲任湖南时务学堂总理，培养维新人才。在慈禧太后扼杀维新运动过程中，黄遵宪受到牵连。被迫返回故里，他常以诗词自娱，但依然关心国家命运。光绪三十年间，黄遵宪早年患有的肺病加剧，终于不治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国粹学报》创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革命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国粹学报》为月刊，分政、史、学、文等类，以“发明军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并把国粹的宣传和反清革命的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该刊的主编是国学保存会的发起人邓实，担任编辑和撰稿的主要有黄节、陈去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马叙伦等，多为国学保存会会员。南社成立后，编撰者又多为南社社员。这些人大都是有造诣并有强烈反满思想的国学家。《国粹学报》刊登了大量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发扬民族传统，表彰宋未明末忠义节烈，激发民族感情的文章。该刊还搜集了不少明清间的禁书，以《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的名义出版，在当时的舆论界和学术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宣统三年，该刊停刊，共出版了八十二期。

《孽海花》刊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孽海花》初集(一至十回)，二集(十一至二十回)由小说林书社出版，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发表了二十一至二十五回。先是光绪二十九年末，金天翮(松岑)应《江苏》杂志之约，开始撰写《孽海花》小说，第一二回于当年十二月初一日(1904)夏秋之交，金将已发表的前两回及新写成的三至六回寄给林书社的主办人曾朴。曾朴见稿后，认为可以金雯青、傅彩云(影射洪钧和赛金花)故事为线索，做反映晚清政治、社交文化变迁讥讽官场车载斗量的鸿篇巨制，并与金拟下了全书六十回的回目。金认为曾朴的想法很可取，且已有成熟考虑，遂同意由曾朴将其原稿随意修改，然后由曾继续完成小说。曾朴遂接过了创作《孽海花》小说一事。《孽海花》与一般小说不同，书中人物，无不有所影射，所述之事，大都可以考稽。作品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通过当时京城内外官僚名士、封建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社会风气，展现了清末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窳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歌颂了冯子材、刘永福等抗敌英雄，还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口，宣传了“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曾朴是江苏常熟人，生于同治十年(1871)。他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曾入同文馆学习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文学兴趣日浓。后来参加戊戌变法运动，与康梁等维新派过往颇密，在清政府杀害女革命家秋瑾时，他还签名抗议。光绪三十年(1904)，他创办了小说林书社。他家与朝廷大吏有亲缘关系，和帝师翁同龢等是同乡世交，对朝廷宫中之事知之甚多，所以才能写出勾画晚清政治社会变异历史画卷的力作。

《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湖南、湖北、广东、江苏、安徽等有反清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倡议“破除地方团体意识”，决定联合创办一个革命刊物。不久，《二十世纪之支那》在东京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设有论说、学说、政治、军事、实业、历史等栏目，标榜“爱国主义”。该刊主持人为宋教仁、程家柽。担任主要编辑、撰稿和发行工作的有田桐、白逾桓、陈天华、刘公、鲁鱼、何湛霖、雷克宇、张炳标、高剑公等。该刊在创刊号刊载《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声称办刊宗旨是：“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攳，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创刊号上印有轩辕黄帝的肖像，附有“嗟予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祖”的题辞，并使用黄帝纪年，流露了反清革命倾向。七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黄兴提出《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半数以上成员已加入同盟会，可将该刊改组为同盟会机关刊物，与会成员一致同意，随后开始办理交接手续。然手续尚未办完，七月二十七日，该刊第二期出版，登载蔡汇东《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对中国辽东半岛的领土野心，引起日本官方的恼怒，将已印好的刊物全部没收，宋教仁、田桐等被日本警方传讯，刊物也因此被查禁。不久，该刊改为同盟会机关刊物的交接手续完毕，遂改名为《民报》出刊。

《民报》创刊

光绪三十年(1905)十月三十日，《民报》在东京创刊。《民报》初创时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出版，每期约六至八万字。该刊设有社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目。实际担任主编的先后有胡汉民、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人。该刊的大多数文章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主要撰稿人有章太谈、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汪增璧等。《民报》的宗旨就是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化为常识而深入人心。在创刊号上，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本社简章》中宣布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中，有“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三项，实际上是三民主义的具体化。光绪三十二年初，《新民丛报》连续刊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民报》发表号外，专门予以批驳，拉开了革命与立宪的论战序幕，《民报》遂成革命派阐述观点的主要阵地。《民报》十分重视当时世界上各种学说的介绍，在创刊后的第二期上，就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是最早的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的文字。宣统二年(1910)初。《民报》出版了最后一期，总共出刊二十六期。

孙中山承认学生可作革命领导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随着留学生运动的高涨，以学生为主的爱国知识分子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部分，他们频繁发起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海外组织革命的孙中山逐渐感到，爱国学生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力量。光绪三十年末，孙中山前往欧洲，试图与爱国留学生接触，希望吸收这部分参与革命。而在具有反封建倾向的青年学生心目中，对孙中山长年不屈的反清斗争亦十八钦佩。光绪三十一年初，德国和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致函孙中山邀请他到布鲁塞尔会商组织反清团体之事。二三月间，孙中山到达布鲁塞尔，与从柏林赶来的朱和中就反清革命进行了讨论。孙中山向朱和中等介绍了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阐述了他的革命策略。朱和中等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十分赞赏，但对孙中山以会党为革命领导和骨干的策略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并用光绪二十九年以来爱国学生革命活动的大量事实加以说明。但孙中山在最初却坚持有功名的人和留学归国的军官搞不成革命的观点，指出自己多年从事革命主要依靠的是会党，今后应继续以这部分力量为领导和骨干。朱和中等又以光绪二十六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为例加以反驳，认为会党难于控制，其主要兴趣并不在于政治革新，并有劫掠旧习，并指出孙中山历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的支持。经过三天三夜反复辩论，孙中山接受了朱和中等人的意见，认为爱国学生中全心全意献身革命的人，均可作革命的领导，也是革命的骨干力量。随后在留欧学生中，发展了三十余人加入其革命组织。

清政府宣布改革刑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英、美、日、葡等国向清政府表示，若中国能参照西方律例，对刑律进行改革，则放弃其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感到“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外国刑律)，可收长驾远驭之效”。遂于四月初六日，派刑部右侍郎沈家本、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把修订《大清律例》纳入“新政”范畴。沈家本、伍廷芳受命后，参照西方和日本等国的刑律，将《大清律例》中相互重复，已经停止以及特别残酷的封建判刑条例进行了合并和删除，把充军、流刑、徒刑改为服劳役；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尺、缘坐、刺字等酷刑；把笞、杖改为处罚金，轻罪禁用刑讯；将虚拟死罪改为流刑、徒刑。光绪三十一年(1906)三月二十日，清政府采纳了沈家本、伍廷芳的部分修订意见，宣布删去《大清律例》中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随后又颁布“恤刑狱”若干条，“禁止刑讯、拖累、变笞杖”。

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会面

光绪三十年(1905)六月十七日，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不久便前往留学生最集中的东京。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宫崎寅藏)家中，询问东京留日学生活动情况、有无出类拔萃人物。宫崎滔天告以两三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猛增，其中黄兴是个极为杰出的人物，是反清组织华兴会的首领，在留学生中威望甚高。孙中山遂请宫崎滔天介绍他迅速与黄兴晤面。同时参加会面的还有末永节、张继。在餐桌上，孙中山与黄兴就时局和反清斗争形势交换了意见，又就兴中会同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联合等问题进行商议。整个会谈长达两个小时，孙、黄定下各个革命组织联合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大计。六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又与宫崎滔天到华兴会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华兴会的另两位首领宋教仁、陈天华会谈。孙中山重述联合各党，组建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并表明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孙中山的言谈给宋、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促成了联合的实现。

吴樾炸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未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六日，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位出洋考察宪政大臣，带领大批参赞随员，到正阳门火车站乘车离京，前往上海转乘轮船赴外国考察。当五大臣登车后，革命党人吴樾暗藏炸弹，乔装成皂隶，尾随跟上专车。他刚进入车内，正逢机车与车厢挂钩，车身突然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死难，而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了轻伤，其余人皆无恙。吴樾、安徽桐城人，早年崇拜康、梁，后阅读了《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等革命书刊，幡然省悟，成为激进的革命党人。他曾组织过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主编《直隶白话报》，而对于冒险和暗杀活动尤为热衷，写有《暗杀时代》一书，把暗杀视为反清革命的主要手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他得知五大臣出洋的消息，立即从东三省入关，决心以炸毙五大臣，挫败清廷假立宪骗局。他写下遗书，怀揣炸弹行刺，不料出师未捷身先死。由于吴樾的行动，延缓了五大臣的出行。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五大臣才启程离京，但原来派定的徐世昌、绍英，改由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顶替。

清政府设立学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四日，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后，山西学政宝熙随即于九月上书朝廷，谓学制“变更伊始，造端宏大”，欲令全国整齐划一，断非补苴罅漏之计所能为，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所以奏请于京师设立学部，以为“总汇之处”，专管学堂事务。经政务处会同学务大臣议覆，清政府于十一月初十日谕令设立学部，位在礼部之前，并将国子监归并学部。荣庆被任命为学部尚书，熙瑛、严修被任命为侍郎。第二年(1906)三月初一日，学部奏准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规定“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

陈天华蹈海

光绪三十年(1905)十月初六日，在清政府要求下，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即管束)规则》，对留日中国学生的活动大加限制。规则颁布后，广大中国留学生认为这一规则“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暗中酝酿一场反取缔规则的运动。陈天华对日本政府的行为十分愤慨，但感觉到留学生中确有许多追求利禄之人和民族败类，恐怕难于组织起统一行动，故没有积极支持这场运动，还婉辞了宋教仁要他撰文号召的约请。从十一月初八日起，就读于日本各校的八千余名留学生同心同德，相继集体罢课，使陈天华不胜惊喜。而日本政府控制下担报刊舆论却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大加污蔑和指责。十二月十一日的《朝日新闻》，将中国留学生的集体罢课归结为是“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陈天华见此异常气忿，但同时担忧留学生一旦不能团结一致，把斗争进行到底，出现日本报刊攻击的放纵卑劣的状况，将是中国留学生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认为，此时用口头呼吁去唤起学生团结坚韧可能是无力的，便毅然决定以身投海，以自杀来震惊国人，激励留学生坚持斗争，并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不是放纵卑劣的芸芸众生。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写下三千言的《绝命书》，声明他之所以蹈海，是为了使国人有所警悟，以实际行动，回击外人对中国人的污蔑，他希望留学生们牢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八字，卧薪尝胆，刻苦求学，振兴中华民族。他还在《绝命书》中对一系列革命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非常有价值的是他认为在宣传革命时，要注重政治问题，而不宜过于强调民族问题，反对倡言戮杀满族人民的复仇观念。十一月十二日早晨，陈天华坦然离开寓所，将《绝命书》寄给留学生总会，然后从容地在东京大森湾投海。陈天华的蹈海，大大激励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反取缔规则斗争，数千名留学生集体回国，惊动了国际舆论和日本朝野，使日本政府对取缔规则作了新的解释，承认了留日中国学生提出的一系列正义的要求。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一日，陈天华的灵柩运抵长沙。初七日，长沙各界一万余人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葬。

收回矿权运动兴起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福公司通过《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掠得山西潞安、平定、盂县、泽州四矿煤铁开采权及平阳府煤铁石油开采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西人民首先展开收回矿权的斗争，全省绅商要求巡抚张人骏主持废约，山西籍留日、留欧学生也组织了争回矿权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二十六日，山西籍留日学生李培仁为抗议英资方对中国矿权的掠夺，愤而投海自尽，从此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次年，山西绅商成立保晋矿务总公司，主张收回矿权自办矿务，并在公司简章上规定“唯收华股，不收洋股”。福公司在山西人民的抗争下，勒索了二百七十五万两白银的“赎金”，放弃采矿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天人民经过斗争，收回锦西暖池塘煤矿；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排除了德国资本，归华商自办。宣统元年(1909)，安徽省绅商学界为收回铜官山矿权，开始连续不断的斗争，组成安徽省路矿公会，号召联合沿江各省，对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矿权行径“实行文明抵制”。同年夏，四川人民经过斗争，以二十二万两白银“赎回”被英国江北公司攫取的江北厅煤铁矿，由中国人自办。山东绅商学界又经过一年斗争，于宣统元年末，在被德国资方勒索了三十四万两白银“赎款”后，收回茅山等五处矿权。河南、云南等地人民也收回采矿权展开了斗争。宣统三年(1911)，云南人民收回被法、英霸占的临安、澂江等七府锡、铜、金、银等矿权利；山东收回津浦济南至曲阜、兖州沿路被德国霸占的矿权；湖北逐出炭山湾煤矿德国的资本，归华商自办。

收回路权斗争兴起

先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函商贷款，以川汉铁路修筑权相交换。四川人民闻讯奋起反对，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该公司章程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宣统元年(1909)，该公司筹款修筑宜昌至万县段。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江苏两省人民发起废除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英国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争取当地绅商自办苏杭甬铁路运动。当年六月，浙江成立铁路公司，后集股四百余万，并开筑杭州至嘉兴段铁路。第二年，江苏亦成立以张謇为首的江苏商办铁路公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清政府不顾人民反对，将苏杭甬路交英国“借款修筑”。诏下后，浙江铁路业务学生邬钢呕血而死，浙铁副总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身亡，使苏浙收回路权运动推向顶点，至宣统三年(1911)初，苏浙人民最终赢得商办铁路斗争的胜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提出与美国资方废约，要求自办粤汉铁路。该路修筑权是美国合兴公司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在与清政府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中攫得的。到光绪三十年(1904)，该公司仅筑了九十华里，还将部分股份转售给比利时银行。三省人民提出收回路权后，合兴公司派柏士来华，诡称代表华丰公司，愿接办粤汉铁路。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维护其所夺路权。但由于三省人民坚持斗争，并得到各省人民支持，中国留日学生还组织了三省铁路联合会，通电力争自办。在人民的反抗下，美国合兴公司以勒索六百七十五万美元“赎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八日，交还粤汉铁路筑路权。三省绅商民众遂分别成立铁路公司，筹款筑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发生了河北、河南、江苏等省人民要求从英、德两国资方，收回津浦路的斗争。收回路权斗争的基本力量，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和爱国学生。因运动本身对发展民族工商业有利，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官绅也极为关心，立宪派头面人物充当了运动的领导，斗争形式是“文明抵制”。

南昌教案发生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末，南昌知县江召棠秉公处理了新昌(今宜丰)棠浦镇教案，弥祸定乱，保全了一个县民的性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江召棠又将因病保释出狱的南昌荏港二名犯罪的教民追查归案。江召棠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的极端不满。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二十五日，王安之给江召棠写信进行恐吓威胁，未能奏效。后以宴请为名，再三邀请江召棠，谓有要事相商。江召棠屡辞不获，于正月二十九日下午赴邀。席间，王安之强求江召棠推翻新昌棠浦旧案，释放荏港二名犯罪教民，扩大传教特权。江坚拒不允，王安之恼羞成怒，拿出一刀一剪逼江自尽，狂言“汝死案即可了”。江愤极用力自刎，因怕痛而歇手，未能至死。王遂令下人持江手，握刀剪猛戳江咽喉，伤重至死。南昌百姓闻讯后，怒不可遏，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全城鼎沸。二月初三日，南昌周围各县百姓汇集百花洲，众势汹汹，分四路奔赴天主教堂，沿途一片喊打之声，引起观望群众响应，纷纷加入暴动队伍，接连捣毁四处法、英教堂和学校，杀死王安之等六名法国教士和三名英国教士。次日，英、法军舰驶入鄱阳湖，炫耀武力进行威吓。清政府惊惶失措，于初五日，谕令江西巡抚胡廷干“督饬严拿首要，按律惩办”，极力保护江西各处教堂，妥为抚恤受到伤害的英、法两国教士民人。胡接命后，即通令南昌、新建两县各警署、城防营弹压暴动民众，逮捕一千六百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教民挟仇诬告，希图报复者”。二月十三日，清外务部派津海关道梁敦彦会同法国使馆人员前往江西查办南昌教案。英、法公使为此几次向清政府提出惩凶、赔款等无理要求。清政府在列强逼迫下，处死十名百姓，并对二十七人处以各种徒刑，还将江西巡抚胡廷干、臬司余肇康、布政使周浩等人撤职。四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法国订立善后合同，赔法教士恤银五万两，教堂损失银二十五万两，医院银十万两，此案方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