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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史志

    记录公元1861年大事件列表

    清-公元1861年-辛酉-咸丰十一年-清


    咸丰帝死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终年三十岁。上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以后,不久即患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口授遗诏,立其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景泰,以至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要他们辅弼幼主,掌管朝政。次日,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十一月,定谥号为“显皇帝”,庙号“文宗”。

    同治帝即位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帝死后,载淳即位,以明年为祺祥元年。尊其嫡母、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为皇太后,称“母后皇太后”;尊其生母、咸丰帝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称“圣母皇太后”。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次日发生北京政变。十月初九日,载淳在北京举行登极大典,正式即皇帝位。废除原襄政务八大臣所定祺祥年号,改明年为同治元年。

    清廷发生“垂帘之争”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疏朝廷,以皇帝年幼为理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奏折中说:“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遂引起清廷内部一场“垂帘之争”。先是,咸丰帝死后,六岁的载淳即皇帝位,大权掌握在咸丰帝生前任命的“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载淳生母、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那拉氏不甘心受人摆布,企图效法古人,垂帘听政。一些朝臣也想借机捞取政治资本,董元醇上奏不久,内阁学士、兵部侍郎胜保,山东巡抚谭廷襄等故意违反清朝祖制,以黄折向皇太后请安,表示对垂帘之议的支持。对此,肃顺等八大臣立即进行反击。他们以小皇帝名义发出上谕,斥责胜保等违背朝廷体制,交部议处,并通令各级官员,今后不准向两宫太后请安。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那拉氏召见八大臣,他他们照董元醇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勃然抗论”,并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双方争论激烈,以至吓得小皇帝啼哭不止,“遗溺后衣”。最后,肃顺等以祖制无垂帘之礼为辞,驳回董氏建议。表面上,“垂帘之争”以八大臣暂时胜利告一段落,但那拉氏并未甘心,暗中勾结恭亲王奕訢等,加紧作政变准备。

    辛酉政变发生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三十日,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訢等在北京发动政变,从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手中夺取了朝政大权。载淳即位后,其生母慈禧太后那拉氏对辅政八大臣不甘雌服,遂联合慈安太后钮祜禄氏与肃顺等八大臣争权,并暗中与在京的恭亲王奕訢等进联系。八月初,奕訢在与外国侵略者取得默契后,以奔丧为名,赶至承德避暑山庄,与那拉氏等密商后返京进行政变布置。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灵柩自承德起运回京。那拉氏故意让肃顺负责护送,自己同钮祜禄氏及小皇帝由其他七大臣等扈从先行回京。二十九日,那拉氏等到京,于当日召见奕訢,次日发动政变,将载垣、端华等革职拿问,同时派人逮捕了尚在密云途中的肃顺。十月初一日,封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初五日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初六日命将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斩首示众,景寿等五人或革职或遣戍。十一月初一日,那拉氏与钮祜禄氏在养心殿正式垂帘听政。由于钮祜禄氏性情“和易少思虑”,不愿多问朝政,朝廷大权遂落入那拉氏一人之手,从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达四十余年。

    肃顺死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訢等联合发动政变,逮捕了护送咸丰帝灵柩于密云途中的“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于十月初六日绑缚菜市口斩首示众,终年四十五岁。肃顺字雨亭,一字豫庭,清朝宗室,郑亲王端华之弟。咸丰初以敢于任事渐受重用,官至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主张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族官僚镇压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前大学士耆英参与议和深恶痛绝,具疏请予正法。后与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谈判,严词拒绝沙俄对我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侵略要求。在咸丰帝的支持下,肃顺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污。戊午科场案,力主将主考官、大学士柏葰斩首,以振纲纪;又疏劾户部宝钞处与官票所官吏和不法商人因缘为奸,交通舞弊,籍没官吏、商人数十家。由于肃顺办事不讲情面,且恃宠而骄,目无余子,所以引起朝内外一些人的嫉恨。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肃顺随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并于咸丰帝临死前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对那拉氏的争权夺势,肃顺与其它顾命大臣一起进行了坚决反击,以致双方矛盾日趋尖锐,终于酿成“辛酉政变”,肃顺被杀。

    安庆内军械所设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也称内军械所,制造火药、子弹、炸炮等,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为中国最早的官办制造近代武器装备的军事工厂。厂内“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规模较小,以手工制造为主。同治元年(1862),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与华蘅芳、华世芳兄弟等人一起,在安庆内军械所试造蒸汽舰船,经过数年努力,首先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并在此基础上于同治四年造成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命名为“黄鹄”号。同治三年清军攻陷南京后,内军械所由安庆迁至南京,次年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洋务运动开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开始。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势力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进一步加深,为综理一切和外国交涉事务及与有关的各项“洋务”,清政府特于咸丰十年底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随之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从此,办理“洋务”渐成为清政府政治、经济活动中一项重要事务,而积极倡导、兴办各各“洋务”的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即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某些制度办法,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所以,洋务派优先考虑的目标是“强兵”。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洋务派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聘用外国军官,购买洋枪洋炮和一些船舰训练、装备清军,同时创办军事工厂,自己制造枪炮子弹和轮船。自安庆内军械所设立后,洋务派在山东、湖南、湖北、江苏、福建、上海、直隶、四川、甘肃等地先后创办了大批军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等,皆属于官办工业企业。为了培养洋务人材,清政府还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设立同文馆、西学馆,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随着军事工业的不断增加,所需经费、原料、燃料、运输等日益紧张,于是,洋务派又在“求富”的口号下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兴办了一批民用工矿企业和运输业。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矿物局、天津电报局、兰州制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铁政局、湖北织布局、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等等。此类企业中,有官办、也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属于规模较大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但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另外,洋务派还购买和投靠了大批军舰,创建新式海军。中法战争前,清朝海军包括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三部分。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管理一切与海防有关的事务。洋务派举办“新政”,标榜“求强”、“求富”,却坚持与人民为敌,过分依赖洋人,终于在中法、中日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但其所办军事、民用企业,对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倡导的作用。

    伊念曾逝世

    伊念曾(1790——1861),福建宁化人,秉绶子。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拔贡,官严州同知。工篆、隶、镌刻。兼写山水、梅花。卒年七十二。著守研斋诗钞。

    山东幅军起义

    咸丰十一年(1861)春,山东南部爆发刘双印、孙化祥等领导的幅军起义。先是,山东运河沿岸徐、海、邳、宿、郯、兰、滕、峄一带漕运船夫,以“匹布分幅帕头”,组成秘密团体,号称“幅党”。咸丰十一年春,捻军进入山东,幅党首领刘双印、刘平等率众起义于峄县云谷山,孙化祥、孙化清兄弟聚众起义于费县岐山。同治初年黄河改道,漕运改为海运,原倚漕为生的大批船夫失业,纷纷加入幅党起义军。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经常与捻军李成、李帛部,长枪会起义军张守义部等配合作战。同治二年(1863),清漕运总督吴棠、总兵陈国瑞等率部围剿幅军。孙氏兄弟等战死,刘双印突围后投奔邹县习文教起义军。幅军起义失败。

    广西延陵国起义

    咸丰十一年初(1861),广西农民起义领袖吴凌云在太平府自称延陵王,建立农民政权延陵国。先是,咸丰二年夏,广西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率领壮族、汉族农民在广西太平府新宁州陇罗圩发动起义,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咸丰七年,攻入新宁州城。咸丰十年,起义军先后攻克养利、太平、龙州等地,控制了左、右江大部地区。吴凌云以长子吴亚终守太平、次子吴朱守养利,自己于次年初在太平府称王,修筑宫室、蓄发易服,铸“延陵玉玺”,分封部下梁国桢、梁谦之等数十人官职有差,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延陵国。同治元年(1862),清军攻陷太平府,吴凌云率起义军撤至陇罗圩。次年初,清军围陇罗圩,昼夜猛攻。吴凌云率众突围时不幸牺牲。余部在刘永福等率领下继续坚持斗争。

    贵阳教案发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初五日,贵州团务道赵畏三率领团丁烧毁贵阳青岩镇晁家关教会学堂,逮捕教徒张如洋等四人,并绑赴法场处斩。先是,法国天主教贵州主教胡缚理以《天津条约》为护身符,在贵阳一带强行传教,并违反清廷法规,擅乘紫呢大轿,雇用鼓吹,盛设仪仗,招摇过市,且强占民产,威胁官吏,种种不法,激起当地绅民公愤。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联名向全省官吏发出公函,指斥天主教为“异端邪说”,教会“肆行无忌,心实叵测”,发起“灭教”运动。候补道缪焕章编撰《救劫宝训》(亦称《救世宝训》),鼓吹“屏黜异端”,号召灭教。于是田兴恕部下官兵首先在贵阳附近展开激烈的驱教活动。五月初五日,遂发生青岩教案。同治元年一月(1862),开州(今贵阳)知府戴鹿芝又借群众控告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唆使教徒拒缴春节赛会捐款之故,将文乃耳及教堂教士、教民四人逮捕处死。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哥士耆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英、美等国公使也推波助澜,主张“严办官吏,以儆效尤”,故交涉经年未决。同治二年十一月,清政府在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柏尔德密的战争恫吓下,将田兴恕革职,发配新疆;缪焕章革职永不叙用;何冠英、戴鹿芝、赵畏三已死,毋庸议处;接替何冠英任贵州巡抚的韩超交部议处;《救劫宝训》书板销毁;提督衙门拨给胡缚理充作教堂,赔款一万二千两,才将此案了结。

    浙江金钱会起义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浙江南部爆发赵起等领导的金钱会起义。浙江、福建一带天地会支派繁多,有金钱会、红钱会、江河会、小刀会等各种钟。太平天国时期,浙江金钱会首领赵起在平阳、瑞安、永嘉等地秘密活动,于当地贫苦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中间发展会众,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以铜汁浇铸康熙制钱之面,上刻“金钱义记”四字散给会众,作为标记。咸丰十一年七月,赵起同周荣、朱秀三、缪元等一起在平阳钱仓聚集会众,起义反清。起义军一度占领福鼎、温州、平阳等州县。同治元年一月(1862),闽浙总督庆瑞派总兵秦如虎率军镇压。起义军作战不利,赵起率余部投归太平军,次年在德清殉难,起义失败。

    胡林翼死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在武昌呕血而死,终年四十九岁。胡林翼字(贝见)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授编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署贵州安顺知府,道光三十年署镇远知府。两任内先后镇压当地苗民、瑶民及会党起义多起。咸丰元年(1851)补黎平知府,推行保甲、团练,对抗农民起义。咸丰四年擢贵东道,奉命率贵州团练三百余人到湖北抗击太平军,寻赴湖南助曾国藩练湘军,镇压安化农民起义,授四川按察使(未到任),旋调湖北按察使。年底随曾国藩进犯九江、湖口,受挫。调湖北布政使,率部援武汉,署湖北巡抚。咸丰六年十一月,率部攻陷武昌,实受湖北巡抚,赏头品顶戴。咸丰七年以后,继续与湘军配合,在安徽、九江、湖北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八年陷九江。次年,策划分兵四路进犯安徽,移师太湖,配合曾国藩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清军攻陷安庆,晋太子太保。八月二十六日在武昌病死。其著作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黄崖山开展抗清斗争

    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1861-1866),太谷学派传人张积中在山东肥城、长清之间的黄崖山一带领导抗清斗争。张积中字石琴,江苏仪征人。贡生出身,曾拜合儒、释、道三家为一,自创“太谷学派”的周太谷为师。咸丰六年,张积中不堪清围困天京的江北大营骚扰,携眷迁居山东济南附近,在黄崖山一带讲学授徒,从者甚众。咸丰十一年,因避难迁入黄崖山中的各地群众达八千余家。张积中命弟子修筑山寨,购置武器,凡入山者以其财物半数归公,又于山外城镇设立商号,以所赚供山寨用度。当地清朝官吏以其聚众荒山,图谋不轨,上书告变。山东巡阎敬铭命张积中投案对质,遭张拒绝。阎敬铭遂派清军万余人包围山寨,进行围剿。张积中率众顽强抵抗。同治五年,山寨被清军攻破,张积中及寨中群众全体死难,无一降者。

    山东宋景诗起义

    咸丰十一年(1861),山东堂邑(今聊城西北)一带爆发宋景诗等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宋景诗为山东堂邑小刘贯庄人。早年曾当过兵,作过小贩、拳师,并贩过私盐。咸丰十年曾于家乡聚众抗粮,要求减免钱漕。次年与白莲教首领杨泰、左临明等在堂邑、冠县等地发动起义。起义军以“天龙八卦”形式进行组织领导。宋景诗所部属坎卦,旗为黑色,故称“黑旗军”。黑旗军在宋景诗、姚泰来、朱登峰等率领下,接连进攻附近各县县城,声势浩大,远近震动。清钦差大臣胜保对黑旗军“剿抚并用”之策,诱使宋景诗投降清军。同治元年(1862),宋景诗率部参加淮北攻捻及陕西攻回战事。胜保死后,宋景诗受多隆阿排挤,于同治二年返回山东,重举义旗。同年九月,被清军僧格林沁部击败,宋景诗离队出走。同治十年被安徽巡抚英翰拿获杀害。

    “中体西用”口号提出

    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文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道出了以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某些具体办法,来维护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为宗旨的所谓“中体西用”的主张。以后,凡谈“西学”者大都采取类似说法。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鼓吹“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对这一主张作了系统的阐发。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将其付诸实践,并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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