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778年-戊戌-乾隆四十三年-清

追复多尔衮封爵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十日，乾隆帝命追复睿亲王多尔衮封爵，补入《玉牒》，补继袭封。当时，乾隆帝阅读《实录》后，感念开国之初，多尔衮首先统众入关，肃清宫禁，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均其经画；后又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这，厥功最著，不料死后蒙不白之冤，削夺封号，于心未惬。乾隆帝强调说：朕宁敢复翻成案，因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于《实录》的，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怎能不为之昭雪?多尔衮复爵后，乾隆帝又命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将其事迹由国史馆敬谨辑录，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和多尔衮同时追复封爵的，还有豫亲王多铎。此餐，又以礼亲王代善后改封康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后改封简亲王，肃亲王豪格后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托后改封平郡王，也都一律复其原号，配享太庙，以示睦亲彰善，继绝昭屈。

王尔扬撰墓志触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八日，乾隆帝就王尔扬撰墓志触讳事做出裁定。王尔扬是山西举人，他所作《李范墓志》中，在“考”字上用“皇”字。山西巡抚巴延三访查此事后，认为这纯属悖逆举动，便派人将王尔扬没有关人众押解到省，严加审讯，准备判刑，同时将情况上奏乾隆帝。谁知帝览奏后认为，此系迂儒用古，并非叛逆。他解释说：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欧阳修《泷冈阡表》，都曾使用过。在臣子尊君敬上之义，固应回避，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能算是叛逆。至于代为书写的人，更不值得追究。乾隆帝还强调说：王尔扬如果本科会试中式，也不过是榜上扣除，现在既未取中，下科仍可令其会试。这种事既然不是叛逆，就不要查办，千万不可漫无区别，率予严惩。

乾隆帝第三次东巡盛京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二十日，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从京师起先，开始第三次东巡盛京。八月二十四日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历时两月有余。因太后在上一年去世，这次未到热河，因此时间较短。这次东巡的目的，主要是缅怀祖勋。九月初一日，他在盛京下了一道长谕，详述谒陵的重要性，训示子孙必谒祖陵，否则即为忤逆子孙，若有臣僚谏阻谒陵，即诛戳毋赦。他说：我后世子孙，诚能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山献)而兴思，拜旧日松揪而感怆，自必懔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熙重治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

准西洋人进京效力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初八日，乾隆帝谕两广总督桂林、广东巡抚李质颖：向来西洋人有具呈广东督抚衙门，情愿进京效力的，都经该督抚等转奏送京。但是近年以来，未见有续来的，或系该国本无人呈请，也可能是曾经见呈，而该督抚没有转奏。今后你们要即行查明，据实见奏。如西洋人请进京效力的，即为奏闻送京，不必拒阻。

乾隆帝宣谕内禅年限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就金从善呈请建储事，申言立储流弊，宣明归政日期。他说：朕历览诸史，今古异宜，知立储之不可行。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平心而论，立太子一事并无益处。汉武帝立太子据，致有巫蛊之祸；唐太宗立太子承乾，竟以谋逆废黜；即明洪熙为太子时，汉王高煦百计相倾，东宫诸臣接踵下狱，幸而洪熙谨慎，得以保全，但以忧谗畏饥成疾，在位不克永年。至于立嫡立长，尤非确论。汉文帝最贤，并非嫡出，使汉高祖令其嗣位，何至有吕氏之祸。唐太宗为群雄所附，使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则无玄武门之变。明永乐以勇略著闻，使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乐，则亦无金川门之难。我朝家法，并不预定储位。皇祖时曾立理密亲王为太子，后以怙终废，遂不复建储，而属意于我皇考。雍正元年，皇考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而不预宣示。及朕缵承洪绪，效法前徽。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皇子，归政退闲。昔唐宣宗闻裴休立储之请，曰“若立太子，则朕为闲人”；又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郁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泣下。这些均为朕所嗤鄙，安肯踵其庸陋之见。

高朴在叶尔羌正法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将叶尔羌参赞大臣高朴就地正法。高朴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侄，祖、叔均为大学士，门第显赫。他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期间，私役维吾尔族百姓三千余人，到远距叶尔羌城四百余里的密尔岱山采玉，然后将这些玉石运往内地贩卖，获取重金。为此，许多维吾尔族人或葬身于崇山之上的悬崖之下，或劳累伤病而死，以致叶尔羌地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激于义愤，为维吾尔族百姓请命，冒死上疏弹劾高朴。乌什办事大臣永贵知悉后，立即把有关情况，以及亲往叶尔羌，将高朴翎顶拔去，与案内人犯质审的经过上奏乾隆帝。乾隆帝览奏后非常重视，在四天之内，连下十道上谕，严厉督促臣僚彻底清查此案。案情明晰后，乾隆帝考虑到回疆是否稳定关系重大，决定将高朴处死。他在上谕中指出，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以致贻误国事。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回众积怨日深，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

徐述夔写诗获罪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对徐述夔诗狱案做出处理。徐述夔是位举人，家住江苏东台县。他在《一柱楼诗》中，写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等诗句。结果，乾隆帝认为这些诗是影射讥刺，便命将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戳尸，其孙徐食田论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徐首发俱斩监候。已故的礼部尚书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传，内有赞扬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法”的内容，乾隆帝便也命将其御赐碑仆倒，磨毁碑文，并撤出乡贤祠。

妃毒殴宫女致死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初八日，惇妃将宫内使女毒殴致死。妃汪氏平日深得乾隆帝宠爱，她在乾隆四十年正月为六十五岁的乾隆帝生下最小的公主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但是，惇妃性格暴躁，虐待下人。乾隆帝获悉惇妃殴死宫女消息后，非常愤怒，立即召集诸皇子及军机大臣，下达谕旨，严厉斥责惇妃之过，并把她降为嫔，还训诫诸皇子以此为鉴，禁止纵性滥刑殴毙奴婢。乾隆帝在谕示中强调说：惇妃将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死，事属罕见，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且不足使各位宫闱之人咸知警畏。诸皇子各有福晋、格格，家庭之事，当法朕于宫闱，不稍溺爱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