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清

上海商团成立

宣统三年(1911)二月，上海商界著名人士李平书、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发起组成上海商团。该团属于商业资产阶级的自卫武装团体。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建的南市商团公会为基础，联合商余学会、商学补习会、韫怀商团、商务印书馆体育部第二十多个行业性和区域性商团组织而成。团员约五千人，编成五个中队，设正副团长各一人。该团主要成员为一般中小商人，也有部分店员、职员及宗教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参加。会中“经常演说时事形势，宣传救亡图强”。武昌起义后上海光复时，该团大部分团员参加了反清斗争，配合民军发动武装起义，在攻打上海制造局等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并承担地方防务和维持社会治安。其后在上海民军及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该团又组织义勇队随军出动。

同盟会发动黄花岗起义

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史称“黄花岗之役”。宣统二年(1910)春季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灰心泄气。孙中山遂于十月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召集会议，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及南洋、东南各省代表参加了会议。孙中山在会上批评了革命党内因失败而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情绪，指出“一败何足馁”，激励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之不反顾，与虏一搏”。他号召“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会后，孙中山、黄兴等亲自到华侨中募捐，集得港币十九万元，遂派人到日本购买武器。十二月，黄兴、赵声等到香港组成了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除分派革命党人前往长江流域联络反清革命团体响应外，即着手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及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参加起义。他们以同盟会会员骨干，精选出一支由八百人组成的先锋队，在广州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八处。宣统三年(1911)三月初十日，统筹部在香港拟定于十五日起义，以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分十路进攻广州，再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夺取长江中下游，然后大举北伐。许多华侨纷纷回国，准备参加战斗，革命党人更决心作奋心一搏。不料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未与任何人打招呼，即于初十日白天刺杀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引起清广东当局严密戒备，一些运送武器的革命党人亦遭逮捕，加之款饷和枪械未能如期运到，黄兴等被迫将起义推延到三月底。二十五日黄昏，黄兴前往广州准备指挥起义，得知起义计划泄露，两广总督张鸣岐增调两营巡防军布防广州，并开始搜捕革命党人，许多人建议再次推迟起义。黄兴认为继续推迟，将意味整个起义前功尽弃，亦将失信于踊跃捐款的海外华侨，决定于原订的二十九日冒险起义。黄兴立即致电胡汉民，率在港的三百余先锋队员偕武器，于二十八日晚赶到广州。但打电报延误至二十八日晚十点方到香港，最后一班赴广州的船早已启航。二十九日午后四时，因香港先锋队员未赶到，黄兴只得将原订十路进攻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进攻总督衙门；另一路攻广州北小门，接应参加起义的新军进城；第三路守大南门；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黄兴率一百二十余名先锋队员攻入总督衙门，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纵火焚烧了总督衙门，继续前行。在东辕门外，起义军与清广州水师提督李准卫队遭遇，展开激烈巷战，战斗持续了一昼夜，因伤亡重大，被清军击败。黄兴伤右手，断两指，仍坚持指挥，直到只剩孤身一人进才躲入一家绸布店，经同志护送到香港。长期担任宣传工作的朱执信，一反平日文弱之态，截短长衫，双手各执炸弹奋勇当先，胸腿受伤，仍不下火线，直至子弹打光，才避走香港。喻云纪(培伦)在起义前，日夜赶制炸弹。起义时随黄兴进攻督署，身负一筐炸弹，左手持号筒，右手执枪，勇猛当先，抛掷炸弹，清兵见之披靡。后全身多处受伤，仍率众据一米店力战多时，在突围时被捕。方声洞自督署冲至双底门，孤身被围，犹挥枪突杀，毙敌二十余人，血流遍体，弹尽力竭而死。他起义前曾给家人留下遗书，谓“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其余三路因见敌众我寡，未按计划行动。胡汉民等从香港赶到广州后，起义已告失败，遂撤回香港，在战斗中不少先锋队员受伤被俘，在清当局屠刀面前，他们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同盟会会员林觉民起义前致妻子诀别书，谓“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临刑时，他俯仰自如，色不少变。李德山临刑前大骂清吏“认贼作父，不知羞耻”。喻云纪在刑讯时，义正辞严地说：“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此役革命志士死亡达八十余人，孙中山扼腕叹息“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广州人民激于义愤，不顾清地方当局迫害，冒着生命危险，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城郊红花岗，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亦以此命名。

皇族内阁成立

宣统三年(1911)四月初十日，清廷诏令裁撤军机处、会议政务处等机构，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设责任内阁。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筹组新内阁。新内阁旋即成立，奕劻(皇族)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肃亲王善耆(皇族)任民政部大臣，镇国公载泽(皇族)任度支部大臣，贝勒载洵(皇族)任海军部大臣，贝子溥伦(皇族)任农工商部大臣，宗室寿耆(皇族)任理藩部大臣，荫昌(满族)任陆军部大臣，绍昌(满族)任法部司法大臣，梁敦彦任外务部大臣，唐景崇任学部学务大臣，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内阁名单公布后，引起国内舆论大哗。因阁员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就有六人，而汉人仅有四人。这与过去政府中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比重大为减少，所以被外间讥为“皇族内阁”。

保路运动兴起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声称干路均归国有，支路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如有违抗，即照违制论。二十二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正式订立《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项，借款六百万英镑，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人民争回的路权再行出卖。光绪三十、三十一年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后，清政府已定为官督商办。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铁路公司宣统三年已筹集资金四千余万两，除广东全部为商股外，其他三省则募集了大量民股。所谓民股，即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目下附抽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特别是四川、湖南两省，清地方当局还“按亩派捐”，使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许多“无产可破者，至鬻子以相应”，这种捐股在两省股款中，占了很大比重。因此路权的得失，涉及四省持有股票的地主、商人、资产阶级和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利益，致使这四省民众的反清保路斗争愈演愈烈。四月十六日，长沙湘路公司开全体大会，筹议抵制铁路国有。十八日，长沙绅学商民各界一万余人前往巡抚衙门请愿；长沙至株洲沿线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手持铁锺、棍棒，与弹压清军搏斗，击杀清兵二十余人。五月初十日，广东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议决铁路商办。两广总督张鸣岐出示取消股东会议决案。商民遂以不用清政府发行的纸币、挤兑现银的形式进行抗议。地方当局采取高压手段，禁止各报刊刊登反对言论，股东们逃到香港，组织保路会，继续抗争。留日学生也群情激奋，声援国内，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海外华侨则鼓动以“格杀毋论”的办法来对付铁路国有政策的执行者。四川的斗争则更为激烈。五月二十一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当场成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为会长。此后，各县陆续成立同志会，参加者超逾十万。鉴于人民的反抗，各省督抚曾奏请暂缓接收铁路，均不被清廷所允。七月初一日，成都民众开万人大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并举刘声元等为代表，赴京陈情。立宪派连夜赶写《保路同志会公启》，刊发光绪牌位，宣扬“文明争路”。翌日，成都及周围州县纷纷罢市罢课，街道搭席棚，供光绪牌位，引上谕“庶政务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分贴两边，户户举哀号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因势利导，与哥老会联络，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决定乘机发动武装起义。清廷命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严行镇压。赵于七月十五日诱捕蒲殿俊，制造成都血案，遂导致保路运动走上更加激烈的武装斗争形式。

宪友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四月，咨议局召开联合会第二次常会，与会者商议了组织全国性立宪派政党一事，推定黄为基、雷奋、张国溶、徐佛苏等人草拟章程、政纲，并定党名为宪友会。五月初六日，在松筠庵召开发起会。初八日，宪友会在北京湖广会馆成立。该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有六条：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督促联责政府；三、厘理行省政务；四、开发社会经济；五、讲求国民外交；六、提倡尚武教育。该会设常务干事三人，经投票选举，由雷奋、徐佛苏、孙洪伊担任，另有文书员二人，会计员二人，庶务员二人，调查员八人。总部设在北京，各省陆续设立支部，以湖北、湖南、江苏、四川、福建、江西、直隶、山东等省声势最盛。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初六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湖南、江苏籍的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宋教仁、赵声、居正等与孙中山长期偏重在华南、西南发动起义的方略相左，认为西南边陲即便举义成功，也难引起全国震动，主张改变发难地区。宣统二年(1910)四五月间，他们在日本东京集会讨论，宋教仁提出：“在中央革命为上策，然运动不易；其次为长江流域；边地实下策也”。与会者大多认为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中策比较现实可取，遂推谭人凤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磋商。会上宋教仁提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主张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同时并举，建立革命政权，然后北伐。谭人凤要求采取“事权统一，责任分担”的行动计划。会后，谭人凤到香港，向黄兴陈述成立中部总会的计划，得到黄兴首肯。宣统三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宋等人更急谋长江中下游起义，于闰六月初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会议发表宣言，认为以前革命的失败，在于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中部总会将“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机关制取合议，救偏僻，防专制”。“中部总会不设总理”，“虚位待贤”，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五人为执行部长。居正负责湖北的工作，焦达峰负责湖南的工作。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推动了长江各省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促成了湖北省文学社和共进会两革命团体的联合与起义方案的制订，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外蒙古独立

宣统三年(1911)六月，俄国开始精心策划外蒙古脱离中国的阴谋。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蒙古地区中部有一条戈壁沙漠，以北称外蒙古，以南称内蒙古，自古都是中国领土。六月十五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召集部分封建王公贵族，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秘密会议，讨论如何脱离中国。会议决定派代表到彼得堡求援。闰六月二十一日，叛国分子土谢图汗部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率外蒙古少数封建王公代表抵达彼得堡。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次日即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团以承认俄国保护，给予俄国种种特权，最后换取了俄国对外蒙独立的武力支持。从此，在通往库伦的路上，“俄兵踪迹络绎不绝”。七月初五日，俄国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清政府从即日停止在外蒙办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等新政。八月中旬，俄国一方面通过驻华公使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一方面敦促外蒙王公贵族立即独立。杭达多尔济回到库伦后，加速了脱离中国的活动。十月初十日，外蒙古少数王公贵族在八百余俄军的配合下，强行驱逐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翌日，发表“独立宣言”，成立“大蒙古国”，拥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

《中华民国公报》创刊

武昌起义后，刚从监狱中救出的共进会员牟鸿勋便找到军政府领导人，商量创办报纸事。经过活动，黎元洪特批创办费六百元，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中华民国公报》社址在武昌在朝街六十八号，即原湖北官报印刷局。该报为日报，初创时有时一日出次，每次一至三张不等，后固定为每日一次二张半。该报设有社论、要件、专电、译电、西报译、东报译要、特别纪事、紧要新闻、外省新闻、武昌新闻、神州月旦、江汉阳秋、文苑、谐谈、插画等栏目。在办报章程中，该报为宣称“以颠覆现今之异族恶劣政府，改建简单社会主义之民国”和“说明现今世界之大势，陈述精密之学理，内以指导民族之朝廷，外以联合世界之情感”为宗旨。《中华民国公报》第一任社长牟鸿勋，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张樾、任素、张祝南、蔡良村、朱峙三、刘菊坡等，多为两湖总师范的学生。该报挂“公报”招牌，实为共进会直接控制的言论机构。报纸的主要内容为四个方面：一、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增刊登过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颁的国旗、帅旗等图样；鄂军都督和所属参谋、军务、外交、政务等部的文告；招兵买马的启示；新出革命书籍广告等等，给人以除旧布新欣欣向荣现象。二、报道起义进展情况和各省光复情况。三、报道有关清政府应付革命的情况。四、刊登对有关革命形势和军政府内外政策的评论。报纸除了在湖北发行外，还被送到其他各省，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其他各省的光复斗争。

袁世凯任清内阁总理大臣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八日，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武昌起义后，外国报刊为袁世凯出山大造声势，谓只有袁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的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哄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八月二十三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再次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并强调此为“东交民巷”的意向。载沣迫于形势，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提出既向清廷要权，又向立宪派和革命党买好的六项条件。载沣未允，袁便以足疾未痊，辞不受命。九月初六日，清廷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湖北海陆各军均归其节制，袁才于九月初九日离开彰德。九月十一日，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要他立即赴京组织责任内阁。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组阁完毕：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

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召开

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一日，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穿梭活动后，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出面，联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援引美国独立战争时召开“十州会议总机关”，“卒收最后成功”之例，倡议各省旧时谘议局和现时都督府各派一名代表，常驻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翌日，程、汤以苏、浙两省代表名义，电请全国各省派代表到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二十五日，到达上海的江苏、福建代表与上海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正式亮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牌子。在此之前，黎元洪于十九日已署衔发出通电，请各省代表到湖北商议组织临时政府，因传递延误，二十七日才到上海。此时浙、苏、闽、湘、直、鲁、豫等省区代表已经到沪，而赣、粤、桂等省区代表则前入湖北。上海方面经集议，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名义致电黎元洪、黄兴，要求会议在上海举行，交议决“承认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推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代表。湖北不接受上海的电请，派代表居正、陶凤集赴上海，说动各省代表赴湖北。经代表会讨论，各省代表均赴湖北，同时“各省一人留沪”。十月初九日，到湖北的十一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举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十月十三日，会议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四章二十一条。十四日，因江浙联军已克复南京，会议遂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驻上海代表则议决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十五日，会议议决议和条件四条，议决以汉口为议和地点，伍廷芳为议和代表。因武昌军情紧急，会议由汉口迁往南京续开。二十二日，十五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举汤尔和为议长。会议原定于二十六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由于一些主张将大总统席位留给袁世凯的人反对，会议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二十七日，苏浙军人以汉阳败绩为由，反对黄兴为大元帅，遂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而代行大元帅职权，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以“这等大事，应待总理(孙中山)归来决定”。未赴南京就职。

华侨革命飞机飞抵上海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在美国的洪门筹饷局拨款购买了冠缔司式飞机六架，聘请美国飞机修理技师威尔霍，随革命志士旅美华侨李绮庵、余夔等驾机回国，支援国内起义军的反清斗争。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这支最早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组建的空军飞机队飞抵上海。孙中山归国后，对华侨革命飞机队赴国内支援反清作战表示欢迎，朱卓文随后驾机在南京后湖机场试飞，引起国内外观注。

革命联军克复南京

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二日，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南京为江南政治文化中心，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中部总部领导人宋教仁等即着手准备夺取这个重镇。部分同盟会会员赴南京设置起义机关，柏文蔚则在新军第九镇策动反正。清两江总督张人骏怀疑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有反清之念，于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七日，将徐部调至离城六十余里的秣陵关，不补充子弹，断其军事。清江南提督张勋复派人谋刺徐绍桢。徐对此极为不满，此时经柏文蔚等策动，九镇新军下级军官多归附革命，徐迫于形势，率部起义。他与城内同盟会会员苏良斌等谋划于十八日，内外夹击张勋部。而苏等在联络总督卫队、暗查队、巡防营部分士兵后，即于十七日夜先行举事，被张勋镇压。十八日，徐绍桢率军攻雨花台，因缺乏弹药，被张勋击败，退往镇江，徐转赴上海。在上海，经同盟会中部总部与几方协商，决定组成江、浙、沪联军夺取南京。不久，浙军朱瑞部、沪军洪承典部、济军黎天才部、苏军刘之洁部、镇军林述庆部等万余人齐集镇江。二十一日，各军推徐绍桢为联军司令。十月初一日，徐召集参谋团会议，拟定进攻南京作战方案。次日各军开赴南京。初四日，联军攻占马龙山炮台，初五日晨又乘胜夺取幕府山炮台，清军一营投降，联军据高轰击城内清军。同日，中路联军攻占紫金山麓的马群和孝陵卫。初七日，另一路联军进攻高桥门，杀清江防统领王有宏。各路联军共同向朝阳门外天保城发动强攻，于十一日占领该处。联军在该处架炮轰击城内张勋指挥部北极阁。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在该处观战，身边卫兵被炸死数人，张、铁落荒而逃，张勋亦率残兵败将渡江窜往徐州。十二日，联军入城，清军残部揭白旗投诚。兵逼太平门的镇军司令林述庆见状率先冲入总督府，自称临时宁军都督，南京遂告光复。各路联军入内城后，不满林自称都督，内部出现裂痕。同盟会中部总部领袖宋教仁等决定并征得各军同意，迎江苏都督程德全驻南京，取代林述庆。

中国话剧创始人之一王钟声就义

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三日，中国话剧创始人王钟声英勇就义。王钟声，浙江上虞人，生于光绪八年(1881)。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德国得来伯大学学习法律，获学士学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任教，在此期间加入同盟会，并因抨击清政府假立宪，宣传革命，均在短期内去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到上海，结识了马相伯等社会名流。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必良戏剧”。从此舍弃自己原有专业，投身戏剧界。在马相伯等赞助下，他组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成为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同年五月，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影响波及国内。八月，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在上海也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部话剧的演出虽有明显的传统戏剧程式的烙印，但却是话剧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次登台亮相，被视为话剧在国内演出的开端。王钟声除了组织剧社演出外，还创办了一所培养新剧演员的“通鉴学校”，开了中国创设专业戏剧学校的先河。后因他演出《秋瑾》、《徐锡麟》、《爱国血》、《官场现形记》等鼓吹革命、揭露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新剧，深遭清嫉恨，被解回原籍。辛亥革命期间，他参与了上海光复的武装斗争，在陈其美部下任参谋。不久，他前往天津，与京津一带同盟会会员暗中运动起义。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二日，他被直隶总督陈夔龙逮捕。在法庭上，王钟声指出：清廷已谕下大开党禁，不得擅以嫌疑捕人。军法官被驳得理屈词穷，最后竟以行营拿获奸细律将其判处死刑。就义前王钟声高呼“驱逐鞑虏，光复大汉”等口号。

北方革命协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三日，湖北军政府派同盟会会员胡鄂公(原名胡新三)、吴若龙、冷公剑等为湖北革命军代表，赴北京、天津一带，策划北方革命活动，以加速推翻清王朝。十月十一日，同盟会会员汪精卫利用其声望，邀集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人，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定)支部，汪任支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十月十二日，胡鄂公、孙谏声、白毓昆等召集京、津、滦(州)、通(州)、石(家庄)等地革命同志五十余人，于天津北洋学堂开代表会议，设立湖北军政府代表办事处，并决议在津成立京、津、滦、通、石总指挥处，由胡鄂公任总指挥。会后，白逾桓、孙谏声、吴若龙等同盟会成员与胡鄂公协商，为便于同盟会支部联络其他北方革命团体。十月二十四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英租界内成立，胡鄂公被推举为会长。会上议定革命协会简章九条，协会宗旨为“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增进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在北方革命协会的推动下，京、津直隶一带的革命党人发起了一系列反清起义。南北议和成后，汪精卫等清帝退位，革命已达目的，宣布各团体一律解散，北方革命协会随之解体。

辛亥南北议和开始

宣统三年(1911)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召开首次会议。先是宣统三年八月，袁世凯被清廷重新起用后，就准备用抚剿并用方略平息革命。九月十二日，受袁世凯指挥的北洋陆军攻陷汉口后，袁世凯几次遣人与武昌革命政权进行谈判，但均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导致破裂。十月初，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致函武昌，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和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需举袁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一要求。不久，袁世凯通知黎元洪，将派唐绍仪等为代表赴武昌商讨大局。此时汉口正在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与会代表同意了袁世凯的议和建议，并提出推翻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四项条件。代表们还提出议和地点在汉口，南方革命军政府方面以伍廷芳为议和代表。十月十九日，唐绍仪前往汉口，但江苏、上海革命军政府方面反对在汉口议和，唐本人也想在上海谈判，各国驻上海领事也希望在上海，议和地点遂改在上海。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首次进行会议。伍廷芳提出由代表会议议决的四项条件，唐绍仪将条件电告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接电后，即说动奕劻等人，在御前会议上争得开国会讨论政体的谕旨。袁复电后，南北议和代表商定了开国会的地点和时间。但不久，孙中山归国，十七省革命政府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闻讯，担心如此将使其居总统之位的设想落空，便以“南人先组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迫使唐绍仪辞职，造成谈判破裂。

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

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孙到上海后，即召集各省同盟会会员开会，强调团结和参与组建新政权，使会员重新振作。初七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密商组建临时政府事。孙、宋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发生争论，黄劝宋放弃内阁制，宋力争不让。宋、黄为此专程赴南京，商于各省代表。各省代表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总统制，不便修改，否定了内阁制。十一月初十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出席会议的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华侨列席代表二人。上午九时，正式投票，每省一票。候选人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投票结果孙中山十六票，黄兴一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三分之二当选。孙中山闻讯后，立即致电南京和各省，表示“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无发动，竟承选举，何以克当?唯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

清代金银器

清代金银器工艺空前发展。其金工技术更加成熟，模铸、焊接、锤打、镂雕、鎏金、錾花、累丝、镶嵌珠玉等多种技术综合运用，尤其还出现了在金银器上点烧透明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的新工艺，堪称一绝，清代金银器的产品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佛塔供器，品种繁多，丰富多彩。宫廷用金银器更是遍及典章、祭祀、冠服、生活、鞍具、陈设和佛事各个方面。清代金银器主要产于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扬州和广州等地，这些地方的金银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非凡的技艺。清代、蒙古、西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金银器工艺也很发达。

清代珐琅器

清代珐琅工艺继承明代景泰蓝(掐丝珐琅)传统而进一步发展，尤其在乾隆时期空前发达，器形应用范围扩大，大到家具、佛塔，小到鼻烟壶、文房用具，都用珐琅工艺制作。珐琅釉色也有增加，新出现了粉红、翠绿、黑等新色，使珐琅色彩更加丰富。清代珐琅的主要成就是创烧出画珐琅和錾胎珐琅。画珐琅，即铜胎画珐琅，也叫“烧瓷”。与瓷胎画珐琅一样，是康熙时从西方引进的，二者仅胎不同，一个是铜胎，一个是瓷胎，其他都非常相似。画珐琅有两大类，一类为实用品，如瓶、盘、碗、罐、盒、香炉、鼻烟壶等；一类为装饰品，多用于家具、钟表的嵌件。錾胎珐琅，是在金属胎上锤打、押金刻，浮雕出纹样，然后填充珐琅药料，经焙烧、磨光、镀金而成。原为西欧工艺。清时传入中国，乾隆时盛行，乾隆后期因珐琅工艺滥用，导致珐琅工艺整体水平下降。

清代玻璃器

我国的古代玻璃工艺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清代达到了繁荣阶段。清代玻璃生产分南北两地，南方以广州为中心，北方以博山县的颜神镇为中心。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在博山县的东北设立了玻璃公司，聘请了7名德国技师制造玻璃，传播了欧洲的玻璃制作技术。清代玻璃色泽艳丽，轻薄质脆，其最重要的创造技艺是“套料”，就是在白玻璃胎上粘贴各种彩色玻璃的图案坯料，然后经碾琢而成。其风格与当时的竹刻牙雕相似，“细如毫发”、“扪之有棱”，并发展到以彩色玻璃为胎。

清代陶瓷

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我国古代制瓷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虽其生产设备和工具并无多大变化，但从胎、釉成分的选择和配制，到烧造、装饰技术，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代陶瓷如北宋一样有官窑与民窑之分。官窑专为宫廷需要烧造各类瓷器，并仍以景德镇为生产中心，广泛影响着全国的民窑制瓷，主要成就有釉上彩、单色釉、青花、三彩等。富丽堂皇、明艳华丽是清宫瓷器的特点。景德镇也有大理的民窑，其最富有特色的产品是五彩、青花和三彩。此外，江苏宜兴窑、福建德仕窑、广东石湾窑都是著名的民窑基地。

清代家具

清代家具，初期基本上沿袭明式，乾隆时开始出现清代特点，造型越来越繁复，装饰越来越华丽，使清代家具发展到顶峰，乾隆以后开始衰落，清末直接影响京作、苏作、广作等民间家具兴起。清代家具以宫廷家具为代表，乾隆时的清宫家具就像当时其他宫廷工艺一样，也是多种工艺手法综合运用，除了彩画、雕刻外，还广泛吸收漆艺装饰手法，例如剔红，更有甚者，还镶嵌珐琅、瓷片、玉石、螺钿等，器形繁锁堆砌，装饰富丽堂皇，技术巧夺天工，但艺术格调下降，不及明式家具高雅。

清代妇女服饰

在我国历史上，满族妇女给人的感觉比以往历代的妇女都修长。这并不是满族妇女都长得高大，而是借助于服饰的缘故。譬如满族妇女梳的旗髻，就比普通汉族妇女的发髻高出五至六寸；又如装有"花盆底"的旗鞋，也比普通女鞋高出二至三寸，有的甚至四至五寸。这样两者相加，就高出一尺左右，加之满族妇女所穿的服装，又多以长袍为主，长袍的下摆多垂至地面，掩住旗鞋，更显出妇女俊俏颀长的身姿。长袍外面加一件马甲，也是满族妇女十分喜爱的装束。这种马甲与男式马甲一样，也有大襟、对襟及琵琶襟等形制，长度多在腰际，并缀有各式花边。汉族妇女服饰，在嘉庆、道光之前，仍保持着明代的形制，以衫裙为主。乾隆年间的妇女衫袄，式样比较宽大，长度一般在膝盖以下。腰间系一条宽阔的巾带，内穿长裙。衣领仍用圆领或斜领，很少用高领。嘉庆以后，衣衫趋向窄小，长度也有明显缩短。有的还在衫袄外面加罩一件无领无袖的齐膝背心。下裳除穿裙子之外，也有穿裤的。裤子的样式也时有变化，初用大裤管，后渐改成小裤管，裤管的末端镶有花边。从光绪年间起，由于裤子的流行，妇女穿裙者渐渐少见。

蒲华逝世

蒲华(1834——1911)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作(一八三四至一九一一)原名成，字竹英，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侨寓上海。草书自谓效吕洞宾、白玉蟾，笔意奔放。早岁画花卉，在徐渭、陈淳间。晚乃画竹，心醉文同。一干通天，叶若风雨山水树石，亦淋漓元气，不规规於蹊径。盖取法石涛、石溪而加以变化。结鸳湖诗社，与吴俊卿、何汝穆、徐新周、哈麐交善。所居曰九琴十砚斋。鬻书、画以自给。平素笔墨不自矜惜，有索辄应，润金多寡亦不计。人以其易弗重视，至殁后声价始增。曾游日本，为彼邦人士推重。平生自讳其年，殁后门人检箧得印章，有曰`庚寅生`，乃知华生於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卒年八十二。 《海上墨林》、《寒松阁谈艺琐录》、《韬养斋笔记》、《近代六十名家画传》《、桐阴复志》、《沈汝瑾撰萍君墓志铭》

钱慧安逝世

钱慧安(1833——1911)初名贵昌，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一作浙江湖州人，一作仁和(今杭州)人，侨上海。善人物、仕女，笔意遒劲，态度闲雅，间作花卉、山水亦善于。晚笔劲峭有馀，虚灵不足。面型流於公式，缺乏个性，光绪、宣统间与倪田、宋海、郑启昌、舒浩卖画海上，名重一时。有听鹂图扇藏故宫博物院。著清溪画谱。卒年七十九。 《寒松阁谈艺琐录》、《海上墨林》、《清代画史》、《近代六十名家画传》

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还大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宣统元年(1909)五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专营向美派遣留学生事宜。九月，游美学务处决定设立一个留美预备学堂，遂选定在海淀清华园建立游美肄业馆，规定办学宗旨为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培训，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深造。宣统三年(1911)，肄业馆建成，改名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四月初一日正式开学。学堂第一任总办由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担任，学部郎中范源廉任会办，胡敦俊任教务长。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随即更名为清华学校，早期留美学生唐国安任校长，周诒春任副校长，张伯苓为总务长。清华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生活习惯等都仿效美国，校内活动和教学大都用英语，被称为“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学生从入学培训到搭船赴美，一般要经过八年的学习。

成都血案发生

宣统三年(1911)七月初七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应四川保路同志会所请，奏报清廷铁路暂归商办，未获批准。四川民众的反抗情绪更高，抗粮抗捐活动遍及各县。清廷电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带兵入川，并命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活动。初十日、十二日，赵尔丰又两请清廷同意商办，缓和民愤，清廷依然不允，严责赵尔丰弹压。七月十五日，赵尔丰以谈判为名，诱捕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保路同志会会长邓孝可、股东会会长颜楷等十一人。成都民众闻讯，齐集总督衙门，人员逾万，请求释放被捕川绅。赵尔丰下令开枪，杀害请愿民众三十二人，伤数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此事激起四川民众的极大愤慨，纷纷拆毁电线，沿途设卡断绝官府通讯往来。十六日，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组织保路同志军攻打资州，哥老会首领秦载赓、侯宝斋率民团数万，亦与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农民武装云集响应，围城人员不下二十万。清廷命湖广总督瑞澂派兵入川，在成都城外与同志军激战。十八日，成都城外同志军为清军所败。但此刻整个四川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展开了武装反清革命斗争。

武昌起义爆发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与当地新军中的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合并，同时建立领导起义的机构。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首领之一孙武为参谋长，他们对在武昌发动起义进行了部署。只因被邀为统帅的黄兴迟迟未到，一直引而未发。八月十八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发起义总部检查炸弹，不慎爆炸受伤，被送进医院。俄国巡捕闻爆围住宝善里十四号，搜出文告、旗帜、名册等物移交清地方当局。清地方当局根据名册逮捕共进会首领刘公之弟，得知起义计划，遂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蒋翊武等见事机泄露，议决于当晚十二时起义，但因传递消息人延误，作为起义号角鸣炮的炮队未接到命令，各部遂按兵未动，而是夜设在武昌的起义机关亦遭破坏，蒋翊武等逃往郊县隐匿，革命党三十余人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第二天拂晓就义。天亮后，湖广总督瑞澂按名册继续捉拿党人，形势紧急。此时，各路革命党人已接到十八日发出的起义令，又闻刘复基等殉难的消息，新军工程八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立决定于八月十九日夜以枪声为号起义。晚七时，士兵程正瀛打响了第一枪，熊秉坤带工兵营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路军中革命党闻枪而动，按原定部署，向各自的目标发起攻击。二十日清晨，总督衙门被攻克，瑞澂逃至楚豫号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往汉口，武昌遂为起义者占领。二十一日，汉阳、汉口均告光复。

湖北军政府成立

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日上午，武昌全城已为起义者所据，革命党人立即在咨议局开会，商议筹建革命政府。但此时策划起义的领导人有的被杀、被捕、刘公、孙武还藏在汉口，蒋翊武遁于新沟，虚位以待的黄兴消息杳然，参加会议的其他革命党人都资望过浅，而且没有意识到掌握政权的重要意义，会议基本上为立宪派人物和下层官兵所左右。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建议：“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众人同意，但不知以何人名义发电，于是有人提议用黎元洪名义，立宪派首先附合，临时革命军总指挥吴兆麟极力赞同。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生于同治三年(1864)。黎元洪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后被张之洞邀至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他曾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以军务娴熟，素爱军中文化人，有一定威信。但黎元洪心中并无革命意识，武昌起义当晚还亲手枪杀革命党人周荣棠，后化妆藏匿。当起义士兵将黎从藏身之处推到会场，举他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时，他怕革命一旦失败，自己“从逆十恶不赦”，坚辞不受，起义士兵只好将其监视起来。经过商议，与会者仍让黎元洪挂都督名，并以黎的名义对外通电，附合革命的汤化龙任民政总长，由革命党人组成“谋略处”，负起军政府的实际领导责任，湖北军政府遂告成立。当日晚，谋略处议决军政府设在武昌咨议局；废除宣统拈，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以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和通电全国；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接着，军政府宣布废除清廷一切苛捐杂税，颁布《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随着汉阳、汉口的光复，革命风潮的高涨，列强相继承认起义军为交战团体，黎元洪见政治天平倾向革命，逐渐转变态度，于八月二十六日宣誓就任都督之职。他随即颁布《都督府组织暂行条例》，取消谋略处，以都督兼总司令；汤化龙任政事部长，革命党人失去对军政府的控制。

武汉保卫战开始

武昌起义后，清王朝统治者惊恐异常。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即谕令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停止刚开始的新军永平秋操，着军咨府、陆军部速派陆军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军溯江而上；令程允和率长江水师会集武汉；又命河南巡抚宝棻派新军五十二标赴汉口，与张彪残部汇合，共同围剿武汉起义军。二十三日，镇压武昌起义的清军调配完毕，荫昌为第一军军统，军咨府正使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八月二十七日，武汉保卫战拉开序幕，湖北革命军在汉口外围刘家庙与清军展开激烈争夺战，至九月初六日，刘家庙火车站得而复失，革命军损失数百人。初七日，清军经大智门攻入汉口市区，革命军依断墙残垒与清军展开巷战，清军以先焚烧再进攻残忍手段，革命军伤亡数千人。九月十一日，汉口沦入清军之手。十月初一日，清军向汉阳发起攻击。负责指挥保卫战的黄兴，因旧官僚和立宪派的破坏掣肘，调度不灵，屡屡贻误战机，汉阳门户被敌叩破。黄兴集主力于十里铺，亲自坐镇前线，“每见敌炮落在咫尺，总司令不为动”，激励革命军与敌撕杀，但终因众寡悬殊，汉阳又于十月初七日失守。长达一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虽以失败告终，但牵制了清政府大部分精锐部队，使各省相继光复，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湖北军政府颁布《鄂州约法》

宣统三年(1911)八月下旬，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宋教仁等到武昌，湖北革命党首领居正、孙武、刘公等遂与宋商议制订一个约法，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前，与宪法效力相等的根本大法，并用以号召各省。宋教仁随即草拟了《鄂州约法》，由湖北军政府颁布。《鄂州约法》共七章六十条。该约法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等权利；享有任官、考试、选举、被选举等权利；需尽纳税、当兵等义务。约法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其权限类似于总统，总揽政务。在议会未开设前，都督有暂时制订、公布法律之权；对外宣战、讲和之权；统帅水陆各军之权；有依法律任命官吏、宣布戒严、大赦、减刑等权。都督对议会负责。议会有制定法律，议定条约、审理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或弹劾的权力。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务委员会、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作为司法机关的法司，各有权限，互相牵制。该约法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为思想基础，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一部大法，基本上勾划出以总统制为蓝本的共和国方案，向社会展示了民主制共和国的形象。它是对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否定，同时淘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追求的君主立宪方案。《鄂州约法》的颁布，地动员民众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产生了很大作用，其他省份光复后，大都以该约法为蓝本组建政府。

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在湖北反清革命团体会、共进会商议武昌起义计划时，即决定邀请黄兴等来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黄兴、宋教仁等于九月初七日到达汉口，随即赴武昌。黎元洪派骑兵，高擎“黄兴到”大旗，遍游武汉，以安定人心。黄兴到后，文学社领袖蒋翊武及部分革命党人，根据原订由黄兴主持大计方案，主张拥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以黄的革命威望，号召全国，地位和职权均在黎元洪之上。但原先拥立黎元洪的部分军官、旧官僚及立宪派人士认为如此一来，将使其已经把握的领导权丧失，遂极力阻挠。他们力主由黎元洪委任黄兴职务，归黎元洪统率，一再提出“大敌当前，目前首要任务是在驱逐清兵出境，促成各省响应，至于黄兴个人的委任和公推的问题，对此不应该过于争执，以免影响军事前途，亟应团结军心，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共进会领袖孙武等人与之沆瀣一气，排斥黄兴领导。黄兴、宋教仁只得迁就妥协，使旧官僚及立宪派阴谋得逞。九月十三日，根据湖北原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胡瑞霖的主张，在武昌阅马厂搭拜将台，效仿秦汉之交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故事，让黎元洪以最高权威身份，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印信、委任状、令箭。黄兴发表简短演说，“表示坚决抵抗到底，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通过这种登台拜将的形式，进一步抬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使身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需依法律服从黎的领导，从此处处受到黎的牵制，号令难行，指挥不灵，使武汉保卫战中各军配合失调，战机屡遭贻误，终告失败。

湖南光复

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一日晨八时，长沙城外革命党人联络的新军鸣枪起义。焦达峰、陈作新等率两支军进入长沙城，合攻巡抚衙门。巡抚余诚格已先期匿逃登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义军击毙，起义者遂宣告湖南独立。次日，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共同组建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和运动新军的同盟会员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原咨议局长、立宪派首领谭延闿担任参议院长。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达峰“以援鄂为唯一重大事务”，下令扩军，不久即派王隆中率独立第一协出援湖北，增强了首义地区的抗清武装力量。但由于革命军主力的出省作战，致使湖南革命党人失去了有力的武装支持，谭延闿暗中策动新军管带梅馨在九月十日发动兵变，将焦达峰、陈作新等革命领袖杀害，谭延闿自为都督，使湖南政权落入立宪派手中。

陕西光复

宣统二年(1910)夏季，陕西同盟会、哥老会、新军代表在西安大雁塔召开“联席秘密会议”，使各股反清力量联为一体。宣统三年(1911)春，哥老会已经准备好发动反清起义。四川保路风潮愈演愈烈后，陕西新军也跃跃欲试。武昌起义前夕，陕西革命党即将起事的风声充盈于西安的大街小巷。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西安后，陕西革命党与哥老会首领经过密商认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积极作好起义的准备”，决定于九月初八日发动起义。此时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西安将军文瑞得知新军可能有所举动，下令将驻省城新军调往外县，使之难以联合起事。在新军一标一营调往汉中后，钱能训又令二标三个营及一标三营开赴宝鸡、凤翔、长武等地。身为同盟会员的一标三营督队官钱鼎见事情紧迫，立即与各营革命党和哥老会首领商议，决定将发动起义提前到九月初一日，同时推举协司令部参军兼二标一营管带、留日学生张凤翙为首领。九月初一日，正值星期天，军装局巡防队士兵都休假外出。革命党人率领新军及哥老会，迅速占领了军装局，各队起义士兵到军装局禽枪支弹药后，随即向城中各官署和军事要地发起攻击，并占领了藩司衙门及古楼等处。次日，起义军攻占满城。钱能训闻报逃匿，文瑞自杀。起义成功，义军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九月初四日，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首领聚集于军装局，宣布陕西反正，组织军政府，会议共推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鼎和哥老会首领万炳南任副大统领。西安反正后，外县各路会党，新军亦纷纷起事。不久，全省大部分州县均告光复。

山西光复

同盟会成立后，山西籍的同盟会会员就开始了运动宣传新军士兵革命的工作，武昌起义前夕，山西的新军基本上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武昌起义后，山西巡抚陆钟琦侦知新军不稳，一方面从外地调军入省，以抗衡倾向革命的新军；一方面下令将省城新军调往晋南风陵渡，以分散力量。革命党人见此，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在开拔前领导得子弹后发动起义。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七日，新军禽子弹后，第二营四个队长胁迫管带姚维藩指挥起义，姚接受总司令官的推戴，并率军攻打省城。初八日拂晓，起义部队从新南门进入太原。进攻巡抚衙门的一队经过激烈战斗，占领抚署，陆钟琦被击毙。另一队起义军夺取军装局后，各队转攻满城。仅半天功夫，太原城即为义军占领。当日，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省咨议局开会，筹建军政府，并宣告山西光复。阎锡山与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相勾结，被推为都督。

江西光复

湖南响应湖北起义，并宣布光复后，江西受到巨大的冲击。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1911)夜晚在九江的革命党人立即策动新军第五十三标、五十五标和炮兵营的官兵举事，并控制了九江。九江附近的湖口炮台、马当炮台守军闻讯后，也相继宣告归附革命。起义军组建了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拥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都督。九江反正的消息传到省府南昌，群情激奋，纷纷准备迎接民军南下。与此同时，湖北共进会派丁筠堂，湖北军政府也派了十余人前往南昌，在南昌绅商、新军之中策动响应湖北的起义。九日深夜，驻南昌的新军第五十四标道德起义，南昌的城守、巡防、水师各军都挂白旗响应，起义者遂控制了整个南昌。九月十一、十二日，南昌绅学商各界先后在商务总会、教育会商议组织军政府。当时江西革命党骨干均在各地，南昌城中的革命党人地位低微，难于驾驭局势，商议结果推原江西巡抚冯如骙为都督。冯拒绝任职，又改举混成协协统吴介璋为都督，并宣告江西光复。军政府成立后，政局十分波动，彭程万、马毓宝相继接任都督。直到后来南京政府派同盟会会员李烈钧到江西任都督，局势才大体稳定。

云南光复

云南革命党人争取新军的工作进行得很早，到宣统初年，云南新军中下层大都倾向革命。宣统三年(1911)三、四月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即准备将大规模反清起义地点选在云南。武昌首义胜利消息传到云南后，云南革命党人跃跃欲试。九月二十六日同盟会员张文光、陈天星等率云南新军第七十六标和防军部分士兵首先在腾越起义，占据腾越后，张文光称滇西军都督，分兵下永昌、水平等州县，进图省城昆明。此时，昆明新军中革命党人已经密议，商定在重阳节举事，推选蔡锷为未来军政府都督。九月九日晚，新军第七十三标士兵打响了第一枪，第七十四标随后响应，冒死猛攻军械局、九华山等处。经过激烈战斗，击毙统制钟麟同，布政使世增亦被杀，义军于次日上午占领军械局、总督府等处，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九月十一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起义者依前约推蔡锷任都督，宣布云南光复。

上海光复

宣统三年(1911)三、四月间，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同盟会员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到上海，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沈懋昭、李平书等加紧联络，创设革命外围组织中国国民总会。因清廷对宪政毫无诚意，热心立宪的沈懋昭、李平书等上海总商会首领都转而拥护革命，积极参与谋划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员李燮和为总司令，率三十余名敢死之士到上海，策动响应。李凭借沪军、炮台、巡防营官兵多湖南籍的关系进行联络后，与陈其美相约于九月十五日起义。而陈其美想抢先发难，以头功居都督席位，遂召集同党另行密谋，决定利用商团武装，提前起义。九月十三日，陈其美率商团攻打江南制造局。因兵单被俘。李燮和李书平闻讯急忙发动沪军巡警商团第武装围攻制造局。次日晨，制造局总办张士珩逃遁，工人内应，起义者占领制造局。上海道刘燕翼逃往租界，起义遂告成功。十五日，同盟会、光复会等各派集议成立上海军政府和推选都督。陈其美亲信运用帮会势力，哄堂大嚷，选陈其美为都督。李燮和因在上海遭排挤，转到吴淞，称中华民国光复军总司令，至此上海宣告光复。

贵州光复

武昌起义，湖南、江西、云南等省反正的消息传到贵州后，给了贵州的革命党人极大的鼓舞。贵阳陆军小学和贵州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经过密商，拟于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之间，利用夜间演习之机，发动起义。因立宪一再受挫转向革命的贵州自治学社也认为时机成熟，准备策动贵州反正。自治学社首领张百麟亲赴巡抚衙门，劝巡抚沈瑜庆宣布和平独立，并请沈出任都督。沈瑜庆拒绝张百麟之请，并准备将张逮捕。自治学社遂决定于九月十五日起事，同时与陆军小学和新军联络。九月十三日，沈瑜庆与贵州宪政派合谋搞“贵州自保”骗局，企图在十四日召开的自保会议上逮捕张百麟等人。自治学社闻知后立即商定将计就计，在自保会上“以兵劫沈瑜庆”，此计尚未实施，陆军小学学生走漏起义讯息，被当局闻知，并行将镇压。陆军小学紧急决定，于十三日破军械库取枪，即刻发动起义，并迅速通知自治学社和新军。新军得告，即于当晚十一时宣布起义，官兵共推同盟会会员陆军小学总办杨荩诚为指挥，攻打省城。抚署卫队营自管带以下均加入义军。沈瑜庆见大势已去，只好向自治学社控制的咨议局交出政权。十四日，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整队进入贵阳，贵州军政府于当日成立，杨荩诚被推为都督，新军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贵州宣布光复。

江苏光复

江苏省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最为活跃的省份，巡抚程德全一向善观风色，与张謇为首的江苏立宪派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随着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特别是上海光复后，江苏震动，程德全认为“军国之事，已无可为”，开始设法自我保全。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此刻也感到清王朝已穷途末路，为了保全立宪派绅商在江苏的身家财产，只有劝程德全尽快宣布独立，才可使江苏不受革命起义战乱殃及。在张謇等人的活动下，江苏资产阶级上层以全省的地主绅商的名义拟写了一篇《江南自保商榷书》，呼吁两江总督、安徽、江苏巡抚主动“明建义旗，宣告独立，以释群疑，以备匪类”。此时，程德全亦察觉新军不稳，遂准备接受绅商敦请。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在程德全与江苏省地方官绅合谋下，新军马、步、辎重队“一律袖缠白布，直达巡院”，要求程德全反正，并举其为江苏都督。程德全当即宣布：“当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保全闾阎。”随后在原抚署门口，挂上“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旗子，程德全改称都督。在此之后，江苏各府州县官绅纷纷仿效省城，根据程德全的电令“奉宪独立”。不久，江苏除南京外，全告光复。

浙江光复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江南后，江苏、浙江革命党人就在上海聚会，经讨论认为应在杭州发难响应。于是浙江的光复会会员和同盟会会员成立即在浙加紧联络新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浙江新军、巡防队、警察中多数士兵均赞同举事。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三日，上海反正的消息传到杭州，当地革命党人决定乘当局慌乱之机，马上发动起义。次日晚，驻杭州新军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其他州县集合来的会党及上海驰来的敢死队，分几路进取省城。杭州城内的警察、工兵营的革命士兵则打开城门接应，使起义军很快攻下抚署，并逮捕了巡抚增韫。十五日，省城几乎全部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只有驻防将军德济督旗兵顽抗不降。经反复攻打和劝说，德济提出只有推举浙江立宪派首领汤寿潜为都督才肯投诚。早在举义之前，浙江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会员在商议都督人选时，身任咨议局驻局议员的同盟会会员褚辅成，已提出由汤寿潜做都督，并派人赴上海迎汤返浙。德济闻知后，放弃抵抗。汤寿潜到杭州任都督后，接受旗兵投诚，并释放了增韫。但佐将贵林要旗兵隐匿枪支弹药，陶成章、褚辅成捉住贵林，搜出枪弹，才使杭州局势稳定。此后，浙江各府州县革命党人纷纷策动武装力量，据城独立，清朝地方官吏非逃即降，全省遂告光复。

广西光复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广西后，省城以外府州县的革命党人立即行动起来。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十日，同盟会会员刘崛等联络梧州邻近的绿林会党两千余人，进入梧州，集合各界代表，宣布反正。九月十五日，同盟会会员罗佩珩等策动浔州境内的会党、绿林、团练、巡警数千人，起义攻占平南城。随后又汇合各县地方武装万余人，攻克藤县。进取浔州。此后柳州、玉林、南宁等地相继发生兵变、起义。省城桂林的革命党人也联络驻扎城郊的新军和当地会党近三千人，于九月初九日向桂林城进军，但因路被水淹受阻。广西巡抚沈秉堃见变起肘腋，惊恐万状。谘议局中革命党人黄宏宪、蒙经等和立宪派，乘机向沈指陈利害，“倘不宣布独立，糜烂即在眼前”。沈见局势无可挽回。于十六日夜同意宣布广西独立。次日，在立宪派操纵下，沈秉堃被推为都督，改抚署为军政府，传檄全省各府县迅速反正。但光复后的广西政局动荡，巡防营发动叛乱，沈秉堃见新、旧军队磨擦，便借故离开广西。地方实力派，原广西提督陆荣廷乘机接任都督。

安徽光复

武昌起义爆发后，散在外省的安徽籍革命党人相继返省，组织武装响应。同盟会会员吴春、陈独秀等人凭借过去运动革命的基础，经过多方奔走，约集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第六十一标、六十二标代表、陆军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堂、新军马、炮营、工程队中的革命党人，共同商定在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九日晚，以两标中的革命士兵为主力，起义攻取省城。因行动仓促，未能成功。此时安徽周围各省先后光复，致使省内群众革命情绪高涨，革命党人遂立即重新聚集力量，图谋再举。九月十五日，革命党人张汇韬、管鹏组织民军在寿州起义，随后占据寿州、六安、风台、定远等县。合肥、芜湖、颖州、临湘相继飘起义旗。立宪派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加紧奔波于巡抚朱家宝和革命党之间，“斡旋宣布独立”。朱家宝此时得到袁世凯的密电暗示，遂同意宣布安徽独立。革命党人事前忙于策动武装起义，未议及起义后的政权归属问题。十八日，谘议局出面宣布安徽光复，举朱家宝为军政府都督，革命派也没有争议。朱家宝换了招牌后，军政各方一切如旧，引起民众和革命党人的不满。同盟会从九江调来黄焕章，撵走了朱家宝。后都督几次易人，直到同盟会会员孙毓筠接任后，政局才稍得安定。

福建光复

武昌起义前，同盟会会员许崇智等在福建新军中宣传革命，成效显著。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在神州组织军警特别同盟会，新军和巡警中下层官兵入盟者甚多。武昌起义，湖南光复消息传到福建后，参加特别同盟会的军警络绎不绝，几乎全部入盟。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见军心已变，遂附合革命。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神州新军中革命党人经商议，决定在九月十九日起义，推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福建谘议局议长、立宪派人士高登鲤等得知新军发难在即，企图抢在革命党人之前攫取政权，便于十八日召开谘议局会议，要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但松寿和福州将军朴寿以组织旗兵“杀汉图”负隅顽抗相答。十八日晚，许崇智等根据原计划，率各路义军集结到于山。次日拂晓，义军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战斗，旗兵势穷力竭。朴寿被击毙，松寿自杀，余众缴械投降。二十一日，福建军政府成立，孙道仁被推为都督，福建宣告光复，而政权大部分掌握在原谘议局立宪派手里。

广东光复

武昌起义成功，湖南、江西反正，消息传到广东，广东革命党人急切地准备再次起事。革命党人经过策划，将省城外民军分为四军：江东为第一军，由谘议局议员陈炯明指挥；北江为第二军，由徐维扬指挥；西江为第三军，由苏慎初指挥；韩江为第四军，由姚雨平指挥。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三日，化州首先起事，攻取州城。初八日，陈炯明、邓铿在惠州起事，十八日占领惠州城。同时潮、汕地区也响起反清枪声。广州革命党人组织的机关部也向下属发出总动员令，要求迅速集合队伍，五日内赶到省城郊区，会攻广州。九月初，数支民军已隐伏在近郊待命。两广总督张鸣岐鉴于情势，被迫与革命党人联系，以为退路。广州的豪绅巨商和立宪派，成了革命党人与清地方当局斡旋“和平独立”的中间人。广东的革命党头面人物胡汉民等，过高估计清军的力量，又自感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遂希望谋得廉价的和平光复。广东清乡督办江孔般、谘议局议长邱逢甲在广州多次邀集上层人士会议，决定承认共和政体。经张鸣岐和革命党人首肯，决定在谘议局共同商决广东独立问题。在九月十八日举行的共同会议上，作出即时“宣布独立”决议。翌日，广东公开宣告独立，张鸣岐被推为都督，原提督龙济光被推为副都督。张自知难容于众，不等督印送到，即微服逃往沙面。龙济光也避不就职。各界代表遂与谘议局部分议员重新开会，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九月末，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

保安会成立

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反正消息传到东北后，工商兵学各界异常兴奋，东北革命党百余人分头秘密集议，决定乘此有利时机，“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随后分往各地发动反清起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初期频繁调动军队，封锁消息，监视党人动向，图谋扼制东北革命活动。但面对东北人民闻知各省起义后日益高涨的反清情绪和独立的要求，感到不能一味硬压。此时，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劝告赵尔巽：“唯一明智的办法是稍微顺着革命运动的潮流走”。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吴景濂等也向赵进类似之言。赵同时闻知：东北革命党骨干张榕等正准备在东三省策划“和平光复”，成立“保安会”，逼清总督赵尔巽出走，然后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宣布独立。赵尔巽随即决定抢先下手，与谘议局联合，组建一个名义上“接收政权”的国民保安会，度过革命危机。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二日，奉天省城各界和自治团体代表大会在谘议局召开，宣布成立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自任会长、吴景濂、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祯祥任副会长。九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吉林、黑龙江两省也如法炮制，分别成立保安会。原吉林巡抚陈昭常、原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分任会长。革命党人张榕仅担任了点缀性的奉天保安会参议部副长。

山东假称光复

武昌起义和各省相继反正消息传到山东，要求革命的各层人士随即酝酿反清起义。但山东革命党人领袖、同盟会会员徐镜心等害怕出现大乱局面，宁愿与立宪派头面人物丁世峄等联合行动，一意谋求和平独立。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徐、丁等聚集各界人士在谘议局开会，提出独立约章七条，要求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限其三日内答复。而孙宝琦在奏报清廷后，宣告成立山东临时政府。革命党人和要求革命的各界群众对此十分不满，在二十三日再次商议独立问题时，革命党发动济南各学堂大批学生参加，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与会的新军第五镇军官也逼孙宝琦宣布独立，否则“以兵器相加”。孙则提出三个条件，总揽一切权力，才能宣布独立。与会得“一律承任”，并推孙为都督，第五镇代表统制贾宝卿为副都督，孙称这种独立“譬之开店，换一牌招而已”。二十六日，袁世凯在京组成新内阁。袁亲自要孙宝琦取消独立，第五镇反动军官也胁迫孙取消独立，甚至放风欲杀贾宝卿。贾宝卿逃遁，孙宝琦于十月初四日宣布取消独立，为时十二天的假光复结束。山东革命党人在独立取消后，才真正致力于组织武装起义。

四川光复

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反正后，成都、重庆两地革命党人不敢轻举，没有响应。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龙泉驿新军二百余人在排长夏之时率领下起义，才拉开四川光复的序幕。十月初一日，义军抵重庆郊外。初二日，同盟会会员张培爵等组织各界群众数千人，在朝天观开独立大会，敢死队持械逼迫重庆知府缴印反正，迎夏之时军入城。旋即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为都督。初五日，泸州宣布独立，成立川南军政府。初六日，端方带入四川的鄂军革命士兵起义，杀死端方，返回湖北，川东、川西的反清烈火也燃烧起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避开革命打击，与蒲殿俊为首的立宪派及地方士绅密订官绅独立三十条。初七日，他们宣布成立四川军政府，由蒲殿俊任都督，赵的心腹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名义上下台，实际仍操大权。十八日，赵尔丰唆使成都巡防营兵变，蒲，朱逃匿，赵以总督部堂名义发布文告，妄图卷土重来。原陆军小学总办、同盟会会员尹昌衡立即率新军平定叛乱，杀死赵尔丰，自任都督，稳定了成都局势。此后，尹昌衡与重庆军政府函电往来，达成合并协议，尹任统一后的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