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清

孙中山、梁启超晤谈两党联合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亡日本。日本人想借此机会促成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合作，而孙中山为扩大队伍也极希冀争取改良派。同年秋冬间，在日本人宫崎滔天(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下，孙中山、陈少白等多次与梁启超会谈合作事宜。后陈少白拜会康有为，要求康“改弦易辙”，放弃保皇改良主张，实行“革命的办法”，携手推翻清王朝。但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光绪皇帝)”的顽固立场，谈判未得结果。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康有为离日赴加拿大后，孙中山等又多次与梁启超接触，就两党合作之事反复函商晤谈。梁启超经过与孙中山长谈，并在韩文举、欧榘甲等人的鼓动下，也渐有赞同革命的趋向。同年夏秋之交，两党商议了一个合作的初步方案，准备合并成一个组织，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推陈少白、徐勤起草联合章程。而徐勤根本反对联合，函告康有为说梁入孙中山圈套。康有为闻讯后强烈反对合并，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务，两党联合事遂搁浅。

义和团运动兴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清平县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夏季，清政府转变了对义和拳一味绞杀的政策，改行抚剿兼施的策略。毓贤接任山东巡抚后，奏请朝廷承认义和拳为合法民间团练，正式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此后，义和团争得了合法地位，各地义和拳也陆续改称义和团。毓贤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使山东义和团迅速扩展，团众四处攻打教堂，驱逐教士，与助教士为虐的地方官员作对。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朱红灯在平原县杠子李庄，首先树起“兴清灭洋”的大旗。此后“顺清灭洋”、“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口号都陆续出现，后来大都统一为“扶清灭洋”。同时，日趋高涨的义和团运动也波及直隶、天津。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极力镇压义和团，山东的义和团向华北、京津等地发展，进一步推动义和团运动的高涨。

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里，日、俄、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强占了中国沿海一些最优良的港口，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十九世纪末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的美国对打开中国市场也怀有强烈的欲望，但由于在这段时间内它正忙于对西班牙的战争，和平息菲律宾人民的反美斗争，无暇兼顾，结果在掠夺独占性势力范围的行动中落后了一步。美国不甘于向隅不问的地位，为了弥补损失，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至十月，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日、意、法各国大使，向各国提出关于“门户开放”的照会，该照会亦被称作“海约翰原则”，并请各国对照会做出承诺。“门户开放”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各国在华攫取的势力范围及租借地内的任何既得利益，互不干涉。二、各国运往前述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的货物(除“自由港”货物外)，一律遵循中国现行的约定关税率，税款概由中国政府照章征收。三、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所有口岸，对他国船舶，不得课以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所建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上运输属于他国臣民的货物，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同等里程、同等类型货物的运费。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和维护列强在中国的“租借地”、“势力范围等一切既得特权的前提下，使各国在中国均可求得均等的贸易机会。也就使晚到的美国，可在“门户开放”的旗号下，实现其插足全中国市场的目的。由于“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列强在中国既得利益为前提，并要求共享均等的在中国贸易机会，加之当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皆不具备独吞中国的力量，因而得到多数列强的赞同。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海约翰声称：各国已经接受门户开放政策，各国“所表示之同意是最后确定的”。同年六月，正当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之际，海约翰又向前述六国及奥、比、西、荷、葡共十一国，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这个照会除了进一步肯定第一次“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以外，又强调了三点：一、保护美国的侵华利益和维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其在华侵略权宜。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三、主张以华治华，通过维持清政府统治，来“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之一切权利”。美国政府两次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构成了美国侵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这个政策在同年十一月再次为侵华列强首肯，并成为八国联军入京后，各国在北京进行分赃谈判的基本原则。

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法国政府两度照会清政府，要求中国不得将邻近越南的广东、广西及云南割让给其他国家；滇越铁路由法国修筑；中国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中国将来设立邮政局，必须请法国人襄办。闰三月初二日，法国军舰占领雷州附近炮台，进至吴川、遂溪等地，进行要索。清政府无奈，江中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从此，云南，两广都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但由于广州湾租借地的具体条件尚需谈判，界址还要勘察，加上当地人民武装抗法斗争，所以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十四日，广西提督苏元春才与法国水师提督高礼睿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该条约共七款，主要规定：广州湾租给法国，租期九十九年；租界之内全归法国管理，并可设防和驻扎军队；允许法国修筑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

“中国号”飞艇设计完成

谢缵泰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设计“中国号”飞艇，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完成了设计。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同治十一年(1872)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他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到香港，就读于皇仁书院。学习期间，他对数学和手工技艺兴味颇浓，并喜欢议论时下，与杨衢云等人组织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自任。西方飞艇试制成功的消息传到香港后，引起谢缵泰的极大兴起，遂从光绪二十年开始自行设计飞艇。五年后，完成了“中国号”飞艇设计。他的飞艇设计以铝为艇身的主要材料，艇身悬在气之下，电动机安装在艇身的后部，带动螺旋桨，作为飞艇飞行的推进器。设计完成后，谢本打算将其献给当时的清政府，但遭到清朝当局的冷遇。谢缵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设计图纸和有关说明寄给了英国的飞艇研究专家，获得了极高的赞赏和评价。

敦煌莫高窟古代藏经洞被发现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五日，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人员在清除第十六窟淤沙时，偶然发现一个小洞，门仅高出地面一米，洞长二点七米，宽二点五米，高三米，顶呈覆斗状，空间约为十九立方米。洞内有长方形禅床式低坛，上塑高僧洪(巧言　上下结构)坐像。洞北壁绘有比丘尼与侍女图，西壁嵌有一方石碑，为洪(巧言　上下结构)告身敕牒碑。洞内满满地贮存着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文物约五万余件。大量的文字典籍文卷，除汉文写本外，还有六分之一藏本、梵文、佉卢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鹘文等各种民族文字写本。还有绢本绘画、刺绣等品数百件。写本中除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外，还有史籍、诗赋、小说、民间文学、地志、户籍、帐册、历书、契据、状牒、信札等，包括从公元四世纪近十个朝代的文物图书。其中以唐五代人的民间文学的变文抄本为最多。变文，是唐代口语白话体写成的歌唱或讲述奇异故事的唱本话本。这些文本的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演绎佛经故事；一类为古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当时人物故事，如《降魔变文》、《秋胡变文》、《捉季布传文》等。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接时震惊中外学术界的大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从此，研究敦煌艺术文化的人日渐增多，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形成“敦煌学”这一专门学科。但同时也引来了各国文物强盗的疯狂掠夺。在藏经洞发现后，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人曾前往敦煌，从藏经洞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物。

《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刊行

光绪二十五年(1899)，福州索隐书屋刊行《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该书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被译成许多种文字，风行世界，内容为巴黎贵族青年亚猛(阿芒)与巴黎名妓马克(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悲剧。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用他流畅的文言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由福州索隐书屋首先出版。当时译者署的是其别号冷红生。小说刊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风行大江南北”，有“外国《红楼梦》”之称。从此，外国言情小说的翻译蔚然成风，并对中国鸳鸯蝴蝶派哀艳小说的出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荏平义和拳兴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义和拳朱红灯部转战到山东茌平县一带，与临近高唐县义和拳首领心诚和尚互通声气，联成一片。在朱红灯的宣传鼓动下，茌平八百六十余庄村民皆设厂练拳，成为当时山东省内规模最大的一支义和拳队伍。义和拳是民间习武结社与白莲教相结合的组织，通常以设坛设厂练拳的方式结成团体。随着清朝末年洋教的流入和向广大村镇的渗入，教民倚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情况的出现，山东、河南一带的民众，往往通过设坛练武结成团体的形式进行反洋教、反侵略、保卫身家的斗争。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掀起反洋教斗争，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剿杀，但残酷的镇压并没有使义和拳反洋教、反侵略斗争烈火熄灭。光绪二十四年夏，山东泗水人朱红灯在长清县设场练拳，组织反洋教斗争，被推为义和拳首领。在清政府的剿杀下，朱一度受挫，于第二年初转战到茌平。经过与心诚和尚等义和拳各部的联络，和朱红灯的宣传组织活动，鲁西北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声势也日益浩大。

毓贤接任山东巡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春，清政府命张汝梅为山东巡抚时，曾希望他能有效地遏制义和拳运动。但张汝梅在办理民教纠纷过程中，感到民教纠纷大都因外国教会方面引起，对教会放纵教民欺压百姓，惹事生非也十分不满，力主持平解决纠纷，不一味弹压中国百姓。同年，张汝梅奏请改义和拳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张的建议一度为清政府采纳。张汝梅的这种态度，使义和拳运动得到了扩展，引起了外国传教士的不满。外国传教士的喧嚣及义和拳活动扩展的趋势，使清政府颇感不安。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初三日，清政府任命曾血腥镇压山东大刀会的刽子手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企图把义和团运动彻底绞杀。

大生纱厂正式开机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十四日，张謇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正式开机。《马关条约》签订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华经济侵略更为疯狂，中国国内一片设厂自救，抵御经济掠夺的呼声。光绪二十二年(1896)，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允许在籍官员招商办厂的奏请获准，遂委派张謇在通州(今南通)招商办厂。张謇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中感到清政府难以自振，毅然绝意仕途，憧憬实业救国的理想。他接到张之洞托咐后，经过思考，认为通州盛产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而且织布业发达，以兴办纱厂最为合适，便欣然受命。他邀集沈燮均、陈维鏞、刘桂馨、郭勋、樊芬、潘花茂等商人组成董事会，筹集资金。但富户对把大宗款项交给张謇这种未办过实业的读书人很不放心，加之当时上海棉纱市场萧条，更持观望态度，使筹措股金的进展很不顺利。厂址选在唐家闸后，一些工程要陆续上马，微少的股金根本不敷用，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纺机更没有着落。张謇不得已向封建官府求援，接受了折价五十万两白银的官方纺机，做为官股，商定设法自筹五十万两的商股，变商办企业为官商合办企业。企业性质改变后，其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都可能受官方控制干预，部分董事因此退出董事会，五十万两的资金更难筹措。张謇被迫再次请官府帮忙，后刘坤一请盛宣怀领去一半纺机，给张謇减轻了二十五万两的负担。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厂房、运机器、盖仓库，筑路修桥等工程同时并举，开支甚大，现金腾挪不开，捉襟见肘。张謇又奔波于武汉南京之间，恳请张之洞、刘坤一的援助，并给故友旧识写信告贷，以至字字有泪，句句含血。由于张謇的坚韧不拔，屡蹶屡起，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历尽危难，把纱厂建立了起来。张謇亲自给纱厂定名为“大生”。寓意为“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建厂工作告竣后，社会上风言风语不断，纷传厂虽建成，纺不出纱。为了杜绝这种流言，张謇广邀宾客，在四月十四日正式开机，纺出新纱。

义和拳改称义和团

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清平县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夏季，清政府转变了对义和拳一味绞杀的政策，改行抚剿兼施的策略，新任山东巡抚毓贤亦在署理山东民教纠纷的过程中，思想感情上日渐积蓄起仇外洋、恶教民情绪，遂奏请朝廷承认义和拳为合法民间团练，正式改义和拳为义和团，以便从中控制，使义和拳活动不超越清廷划定的范围。从此以后，山东义和拳争得了合法的地位，陆续改称义和团，清政府的公文中亦以义和团称呼义和拳，后来直隶、天津、北京的义和拳也普遍采用义和团名称。

保皇会成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十三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地方成立“保皇会”。早在这一年春季，康有为赴英国，请求英国政府支持中国维新运动，迫使慈禧太后将权力移交光绪皇帝。在抵英之前，曾在加拿大逗留逾月，游历了维多利亚、温哥华、渥太华等地，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康有为做了多场宣传维新变政、富国强兵的演讲。每逢演讲，远近各埠华侨，往往驱驰“千数百里来观”，且均为康有为发愤救国、复权光绪的慷慨之词所动。加拿大地区华侨对康梁为首的维新党人的敬佩，对维新政变的热忱，使康有为大受鼓舞，启发了康有为组织团体，把华侨力量纳入其维新勤王活动轨道的念头。他立即致书梁启超，言及组织团体事。梁启超闻讯，欣喜若狂，认为“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足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辛劳苦以办之。”同年五月，康有为在英国的求援活动未获成功，便立刻返回加拿大，开始了组织华侨维新勤王的团体。六月初，康有为与加拿大华侨中较有威信的李福基、叶恩等人会议磋商，在维多利亚成立“中国维新会”。后又经商议，将“中国维新会”的中文名称改为“保救大清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六月十三日，康有为与李福基、冯秀石父子、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在加拿大千岛地方正式创立保皇会。该会以保救光绪帝，反对慈禧太后、维新改良为主旨。十五天后，维多利亚、温哥华两地华侨皆举行盛会，庆祝保皇会的成立。接着，康有为、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人四处奔走活动，在新加坡、日本、南北美洲、澳洲等地迅速建立起一批保皇会组织。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

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来源于白莲教和秘密结社，这些教、社，最初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为中国侵略控制的加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乡村的渗透，使中国民众将原来反清政府的秘密结社和教门，变为专门对付外国侵略者和横行霸道的传教士的组织，反清的号召逐渐让位于反侵略的号召。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后，山东巡抚张汝梅主张持平解决民教纠纷，并对义和拳组织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后，冠县的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首先打出了“助清灭洋”的旗号。毓贤接任山东巡抚后，接过了张汝梅对义和拳以抚为主的政策，并奏请清廷宣示义和拳为保卫身家的团体。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初，朱红灯在平原县杠子李庄，领导颇具影响的打教活动中，树起了“兴清灭洋”的大旗。此后，“顺清灭洋”、“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口号都参差出现，到光绪二十五年底二十六年初，遂大都统一为“扶清灭洋”。

义和团森罗殿挫败清军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八月间，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义和团在李长水带领下，冲击了当地教堂，对平日欺诈百姓的教民李金榜进行了清算。对义和团恨入骨髓的县令蒋楷，在接到李金榜报案后，立即派捕头陈德和带兵前往围捕。杠子李庄义和团虽奋力突围，但有六名团民被俘。李长水突围后，请义和团著名首领朱红灯率团援助，朱红灯遂邀集千余义和团民汇集杠子李庄，冲击教堂，严惩教民，要求蒋楷释放被捕团民，交还抢掠钱财。蒋楷亲自带兵镇压，被朱红灯等杀得大败而逃。朱红灯决定乘胜攻打恩县刘王庄等教堂，率二千余团众进驻森罗殿。蒋楷败逃后，故意扩大事态，以“恐滋巨患”为辞，请山东巡抚毓贤派兵镇压。毓贤遂派济南知府卢昌诒及管带亲军营补用知府袁世敦率骑兵两哨前往。卢昌诒尊毓贤“祟开导”、“不准孟浪生事”之意，到平原县后即释放被捕团民，将讹诈妄行的陈德和收押，并派人到杠子李庄劝团民解散。袁世敦得知朱红灯驻扎森罗殿，即率兵赴森罗殿，不顾朱红灯警告，分三路包剿义和团。朱红灯定计集中力量，歼敌中路，以三倍于敌的团民，在九月十四日是，猛扑中路清军，杀伤十余人，挫敌锋芒。清军为义和团声势所慑，狼狈逃窜，朱红灯等得胜后立即转移，毓贤得败讯，感到难以武力剿灭义和团，更坚定招抚的想法。他把森罗殿之战归罪于蒋楷激成事变，对袁世敦行为孟浪给予处分。清政府采纳了毓贤意见，亦倾向于招抚义和团，使义和团在森罗殿之役后发展更为迅速。

兴汉会成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孙中山为了在国内发动新的武装起义，派毕永年借日本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与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毕永年等在两湖活动了月余，返回日本，报告孙中山活动取得显著进展。秋季，孙中山又委派兴中会会员陈少白、郑士良等香港设立机关，联络会党，与广东反清秘密会党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此时，毕永年等再次到长江流域，在哥老会首领中进行加入共同反清阵线的劝说。十月，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陈、郑、毕等遂以兴中会名义，邀请哥老会、三合会各路首领在香港集会。出席会议的有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毕永年、官崎滔天(宫崎寅藏)等十余人。会上议定纲领三则，决定两湖、广东、福建一带哥老会、三合会与兴中会结合成一大团体，取名“兴汉会”，歃血为盟，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由宫崎滔天携带特制总会长印章赴日送交孙中山，此举具有公认孙中山为反清革命领袖的含意。

朱红灯、心诚和尚就义

毓贤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使山东西北部义和团迅速发展。团众四处攻打教堂，驱逐教士，与助教士为虐的地方官府作对，引起了在山东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的极度恐慌。他们纷纷致函各自驻华领事，或直接告到驻北京的使馆，指责毓贤“明知道义和拳在本省存在，规模庞大，声势汹汹”，却把竭力镇压义和团平原县令蒋楷、清军统领袁世敦等人撤职。义和团在当地的迅速发展，四处扰教，实与毓贤的纵容支持直接相关。推请各国领事、公使出面，要求清政府将毓贤革职，永不提用。美国公使康格闻讯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冬之间，数次联合法国公使毕盛，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照会，屡申毓贤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是鼓励盗匪”，“要负现在行动的责任”。面对来自外国侵华势力的压力，毓贤不能不为自己的前程计议。于是他改变了一意主抚的作法，在严查保甲，整顿团练，开导劝说的同时，加强了对义和团的镇压，以改变其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毓贤指派济东道道台吉灿升督同清军统领马金叙，率军赴山东西北地区保护各地教堂，镇压打教团众。马金叙兵进博平县，在十月十九日夜晚，包围了花园寺，恰巧义和团主要首领朱红灯因伤在此养息，不幸落入清军手中。紧接着，马金叙又以利禄相诱，收买了义和团另一主要首领心诚和尚的外甥，通过他探听到心诚和尚转移到高唐县后杨庄。遂于二十一日夜，率军急赴后杨庄，将心诚和尚俘获。朱红灯、心诚和尚被逮后，激起了广大义和团众的义愤，他们在高唐县义和团首领王立言带领下，向山东西北的多处教堂发起攻击。各国公使因各地教堂遭受沉重打击，再次照会清政府，斥责毓贤镇压不力，强烈呼吁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充任山东巡抚。清政府畏于列强的一再逼迫，不敢继续让毓贤留任，在十一月四日下诏，令毓贤卸任赴京陛见，并依列强所请，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毓贤自感危险临近，又不愿把在押的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留下，增加袁世凯邀功领赏的资本，还幻想通过杀戮朱红灯和心诚和尚，换取清政府的谅解和支柱，暂缓列强对他的一味追究。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毓贤离任的前两天，朱红灯、心诚和尚这两位声威卓著的义和团首领在济南英勇就义。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山东西北部义和团会众在王立言带领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末十一月初，对禹城县十七座外国教堂连连发起冲击。各国公使认为这皆山东巡抚毓贤纵容义和团之过，更迁怒于毓贤。十月三十日，美国公使照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清政府“立刻给山东一电，立即实行保护外人的方案”。三天后，康格再次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强求将毓贤撤职，改派“能干、勇敢、有胆量”的人来接替。他提出的人选即正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康格在照会中指出：既然毓贤没有充足的武力来保护传教士和镇压义和团，就应该“派一位能干的代替他的职位”，把袁世凯在天津“操练很好的军队调来”，“在该省开创一个新纪元”，清政府迫于威逼，依列强推荐，于十一月初四日，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二十三日，袁世凯率其新建陆军开到济南，二十四日，接任署理山东巡抚。在此后不久，袁世凯便开始了对山东义和团的血腥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