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842年-壬寅-道光二十二年-清

浙江清军抗英失败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浙江清军抗英以失败告终。浙江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后，道光帝决定出师反击。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任命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军队前往浙江。同时命沿海各省添兵筑堡，团练自卫，又命厦门、广州乘机出兵，使英军首尾不能相顾。奕经愚蠢无知，从北京至浙江，一路流连酒色，勒索贿赂。尚未交战，先命帐下秀才们比赛，看谁的奏捷文告写得生动出色。又迷信神佛，十二月十八日忽得一梦，见“洋人纷纷上船，窜出大洋”。手下也投其所好，随声附和，乃坚信为“天降吉兆”，决定择日进兵。二月抵达绍兴，宿迁举人臧纡青建议：选募壮勇三万，事先分伏三城，水陆并攻，见夷即杀，遇船即烧，然后以大军接应，伏舟港口，内外交攻，必可尽歼英军。奕经却认为浙江兵勇皆不可用，仍坚持以大兵进剿为主。为选开战吉日，特至庙中求签，得一虎形签，乃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凌晨三至五时)发起总攻。是日，奕经调大兵一万余人，分三路发起总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定远、镇远。却不料，他所选定的“吉日、吉时”，正值江南阴雨天气和黎明前黑暗之时。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运输困难，军中断粮多日，加以天黑路滑，士兵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又以三城内皆有内应，严令不得携带火器，只能以刀矛等与手持行进滑膛枪，且以逸待劳的英军作战。结果，进攻宁波的清军遭到早有准备的英军猛烈夹击，死伤过半，仓皇后撤；另外两路则因指挥错乱，未到指定战场即先行溃败。英军乘机反扑，迅速攻陷慈溪，清军全线崩溃，奕经等逃往杭州。五月，英军攻占乍浦。道光帝只得再次妥协，派大臣耆英署杭州将军，加钦差大臣头衔，会同已革两江总督伊里布向英军乞和。

吴淞激战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在取得浙江战役胜利之后，不理睬清政府的求和，又从印度调来大批援军，包括战船百余艘、陆军万余人，大举进犯长江，攻打吴淞口。吴淞口为长江门户，筑有东、西两处炮台。战前，两江总督牛鉴曾向道光帝吹嘘：“我军以数千精锐接仗，何难聚而歼之。”他在沿海筑塘岸，派三百兵勇，身着虎衣、头戴五色面具，隐身塘后，不时跃出，手舞足蹈，想以此吓退敌兵。真正抗敌的，是年近七十的江南提督陈化成。五月初八日，英军向吴淞炮台发起猛攻。陈化成亲自率兵镇守吴淞西炮台，与来犯英军激战两小时许，创敌战船数艘，将其击退。英军见正面不能得手，改从侧翼小沙背登陆。负责陆路防敌的牛鉴，见敌来势汹汹，竟丢弃冠袍仪仗，混在败兵中逃跑。结果全军大乱，英军进占东炮台，西炮台受到水陆两面夹击。陈化成督兵死战，身受七处重伤，口喷鲜血，仍手执战旗，指挥作战，直至壮烈殉国。吴淞炮台失守。宝山、上海也相继失陷。

镇江激战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四日，英军以七千陆军，在战舰支援下进攻镇江。是时镇江守军不过两千余名，除参赞大臣齐慎与湖北提督刘允教率部分兵勇防守城外各地外，守城清军只有副都统海龄率驻防一千及青州兵六百。道光帝又决心妥协，不予增援。是日，清军在击退城外清军之后，由镇江城西北登岸，一路佯攻北门，一路猛攻西门。守城清军在众寡悬殊之下，英勇抵抗，从城墙上用抬枪与火绳枪猛烈轰击，打死英军多名。英陆军司令卧乌古指挥主力拼死攻城，爬上城墙，清军与之肉博，有人甚至抱住敌人一起跳城，同归于尽。英军入城后，又遭到清军顽强的巷战抵抗，共计被击毙三十七人，伤一百二十八人，失踪三人，为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城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城陷后，海龄夫妇举火自焚。英军纵兵烧杀，使镇江城内“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十余天内“无日不火”，繁华的镇江城变成一片瓦砾。

《南京条约》签订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底，英国军舰开至南京下关江面，陈兵南京城下，清廷彻底屈服。七月二十四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中英《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如下：中国开放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寄居贸易，英国可派驻领事等官；割让香港给英国；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其中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协定海关税则，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此外还规定有取消行商制、以往因为英国效劳而被监禁者免罪“加恩释放”等条款。八月初二，道光帝批准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创了外国殖民者以条约形式使其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掠夺“合法化”的先例。从此，古老东方帝国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了，各国侵略者接踵而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

《圣武记》刊行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魏源写成《圣武记》并刊行。全书十四卷。魏源目睹林则徐被诬革职，痛恨庸臣误国，侵略者肆虐行凶，遂发愤而著此书。书中记述了清王朝自开国至道光年间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颂扬盛世武功，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及练兵筹饷之道，以激励道光帝“延天下之人材”。“饬天下之人心”，发愤图强，重振国威。进而指出，朝廷若能以外夷之长技而御之，官无不材，境无废令，则又“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充分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

《海国图志》刊行

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刊行。初刊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又增为一百卷。此书是魏源根据林则徐《四洲志》等译稿为基础，搜集了明末以来直到近期西方人所写有关世界史地的著作、舆图、科技资料，中国历代史志及近人研究西方情况的著作，以及他本人在宁波、姚莹在台湾审讯英俘的口供等，写成的一部介绍各国地理、历史以及部分科技知识，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学习西方富国强兵道路的重要著作。书中热情歌颂了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业绩，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愚昧无知，主张避敌所长，攻敌所短，不与其于海上交锋，而在内河严密布防，诱敌深入，再予以堵截歼灭。特别是深入批判了统治者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自守政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建议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各一个，聘请西方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及建立新式海军等等。另外，魏源在书中还提醒人们警惕“鄂罗斯兼并西北”。所有这些看法、建议等充分显示了魏源所具有的远见卓识。

何维朴逝世

何维朴(1842——1922，一作1922——1925)，湖南道县人。绍基孙(韬养斋笔记作凌汉侄孙误)。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副贡，官内阁中书，清末任上海浚浦局总办。工书、画，晚寓上海盘梓山房，以此自给。画以山水著称。宗娄东四家，清远高妙，无时流霸悍草率习气。对於古画之鉴别尤精。书摹其祖绍基，亦得其神似。少精篆刻，宗秦汉，晚年倦於酬世不复作。有印文曰清凉山下转轮僧。收藏古印甚多，有颐素斋印景六卷。卒年八十二。弟维棣(1856至1913)，字棠荪，亦工书。

张岳松逝世

张岳松(1773——1842)，广东定安人(海南琼州府)。清嘉庆14年(己已，1819年)恩科一甲三名进士，官至湖北布政使，护理巡抚。善书，宗法欧，虞，与郭尚先齐名。

瞿中溶逝世

瞿中溶(1769——1842)，嘉定(今属上海市)人。钱大昕婿，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进士，官湖南布政司理问。博综群籍，尤邃金石之学。藏弃甲於娄东，行楷学六朝，篆、隶有法度，刻印得汉人神髓。自谓：白文不如陈鸿寿，朱文则过之。善画花卉，师陈率祖而参以己意，脱略简老，在沈周、徐渭之间。著有湖南金石志、吴郡金石志、古泉山馆金石文编、古官印考、彝器图录、弈载堂诗文集、历代石经考、钱志补正。卒年七十四。

湖北钟人杰起义

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湖北崇阳县发生钟人杰等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钟人杰为崇阳县秀才，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因反对地方官横征暴敛，曾聚众抗粮。照清律，凡聚众四、五十人发动抗粮，为首者“斩立决”，协从者“绞监候”。崇阳县知县下令逮捕钟人杰、汪敦族二人。当地农民激于义愤，劫狱救人，酿成巨案。清政府闻知，派人前往查办，钟人杰等发起大规模请愿活动，并肉袒自首，表示无意反抗朝廷，只请官府主持公道。但清政府坚持“剿灭”，终于官逼民反，激起反清武装起义。钟人杰与陈宝铭、汪敦族等聚众三千，攻占崇阳、通城，杀死知县，钟人杰自称“钟勤王”，竖起都督大元帅旗帜，分设知县、千总等官，并开仓济民。起义军发展迅速，人数增加至一万余人，收取乡间钢铁制造兵器，攻克通山，围攻蒲圻，武昌、汉口纷纷戒严。道光帝急令湖南、江西两省严密防堵，着湖广总督裕泰调湖北兵五千余人、陕甘兵二千余前往镇压。起义军被地方士绅诱出城外，遭官军围困，虽奋起抗击，终遭败绩。正月二十八日崇阳城破，起义被镇压，钟人杰被俘。当年五月在北京遇害。

马宗禹起义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捻党马宗禹在江苏徐州府萧县一带发动反清起义，夺取清军马匹兵器，击伤清军把总及兵役多人。十月，马宗禹与纵江、李兆阳等复率捻党在安徽毫州起事，转战开苏、皖、豫三省交界处。清廷令苏、皖、豫三省督抚“督率兵勇、四路兜擒”。十一月，马宗禹被捕，起义失败。

广州发生火烧商馆事件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六，广州爆发火烧英国商馆事件。起因为英国水手强买中国小贩水果不给钱，反用刀将该小贩砍伤，引起当地市民愤怒，群起痛斥英人。英人逃入商馆，关闭大门，从楼上用砖瓦投打群众。当天夜晚，广州市民放火烧了英国商馆，并“齐呼杀贼”。清朝官府闻讯，带兵赶来救火，也被愤怒的群众用飞石击退。事后，英军头目璞鼎查向清政府发出威胁，扬言要以武力解决，英国商人也一口咬定说这次事件是早有预谋，小贩同水手的纠纷只是导火线而已。清朝政府害怕英国侵略者，竟然杀害了十名无辜群众，赔偿商馆损失二十六万七千元，才将此事平定。

广州人民发起反英军入城斗争

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1842-1849)，广州人民自发掀起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照例，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向居广州城外洋馆。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英国代表璞鼎查与清朝钦差大臣伊里布谈判五口通商章程时，曲解《南京条约》，无理要求进入广州城，因广州人民坚决反对而未能实现。次年六月，广州开市，英国再次要求入城贸易和租地建屋。主持广州社学的士绅何有书上书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指出“各县联络千有余乡，团练义民十余万众”，皆反对英人入城。耆英迫于人民压力，通知英人暂缓入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乘捕船驶入珠江，援福州已准英人入城例，胁迫耆英与广东巡抚联名发布告示，准许英人入城，广州知府刘浔且与英人入城日期。广州群众痛骂官府，撕毁告示，张贴揭贴，约以英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十二月十七日，数千群众拥入府衙，焚毁朝珠公服，知府刘浔跳墙逃走。社学又贴出揭贴，约期攻打城外洋馆。耆英乃于十九日再出告示，拒绝英人入城，并将刘浔撤职。德庇时也被迫退回香港。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德庇时又以佛山居民殴击英兵为借口，率兵船二十余只，士兵千余名偷袭虎门，闯入内河，炮击广州，提出包括广州入城在内的七项要求，限八小时答复。耆英既怕英人，又惧民变，决定“凡所要求皆许之，惟入城一事，约在两年以后。”道光二十八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文翰继任英国公使。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文翰以两年之期已到，要求践约入城。徐广缙支吾其词，未敢冒然答应。文翰派兵舰闯入省河，并以“助兵弹压”、北上“询问”、“阻运”截漕等相威胁。徐广缙上奏朝廷请求，道光帝答以“只得暂入，不得常住”等含糊之词。广州人民闻知，坚决反对。从正月至三月，市区置栅栏，城乡义勇户户出兵，人数竟达十几万人，加紧操练，准备随时痛击侵略者。徐广缙见民心不可侮，乃照会文翰，拒绝其入城要求。文翰慑于广州人民的反抗威力，命兵舰退出珠江，并于三月十九日复照徐广缙，放弃入城要求。持续七年之久的广州反入城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