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729年-己酉-雍正七年-清

设立天全州

雍正七年(1729)四月，清政府决定废原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并于其地置天全州，隶雅州府。天全六番招讨司分正、副二司，分别由高氏、杨氏二土司世袭。在鄂尔泰主持西南诸省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川陕总督岳钟琪分析了天全六番招讨司的情况：其地界连雅州名山、芦山、荣经各县及黎州守御所等处，境内多汉民，语言、服食与内地无异，且民性淳朴，通晓文义，土地亦肥沃充裕。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的目的之一，是要在西南各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岳钟琪指出：“似此地方，皆非土司所得独踞之乡。”又兼该土司高若璠、杨自唐二人骄奢淫佚，残暴贪婪，罪恶多端，民怨若沸，久愿归流。岳钟琪遂于雍正五年(1727)正月二十九日，奏请将天全土司改土归流，至七年四月得以实现。

除蜑户贱民籍

蜑户是广东沿江沿海的一种渔民，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早在宋元时期，就有蜑民的称呼，他们采珠纳贡，被称为“乌旦户”，明代又称“龙户”，清初称为“獭家”。长期以来，蜑户被视为贱民，不允许登岸居住，不允许与平民同等相处。雍正帝在削除了山、陕之乐户、绍兴之惰民、徽州府之伴当、宁国府之世仆的贱民籍后，于雍正七年(1729)五月二十八日，下令削除蜑户的贱民籍。他首先指出：蜑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他认为压蜑户为贱民不合理的，况且他们也向政府交纳鱼课，应与平民同等对待。因此，他指示广东督抚：“凡无力之蜑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能力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蜑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从此以后，蜑户身份的改变就从法律上得到了肯定。

建立军机处

雍正七年(1729)，清廷开始对准噶尔用兵，为保证这场战争的顺利进行，一切军政保密大事均需随时处理。于是，该年(1729)六月十日，雍正帝下令在内阁之外建立军机房，“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这就是军机处的最初建立。雍正十年(1732)三月，改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它一成立，即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军机处本为军务而设，非正式机务，军务结束即应裁撤，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对军政大事的独裁，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亲自任命。军机处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军机处的特点有二：首先是处理政务迅速，其次是办事机密。军机处的性质，决定了它地位的显赫。自从设立军机处，清代的皇帝就真正做到了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

建立“廷寄”制度

雍正七年(1729)，在军机处建立的同时，清代的一项新制度――“廷寄”制度也同时产生了。“廷寄”是谕旨的一种下发形式。军机处代皇帝起草的谕旨，一种是先经过内阁，以次及于部院，层层下发，称为“明发”，这种谕旨无须保密。另一种需要保密的，则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本处密封，经驿站传递，直达收件人，称为“廷寄”(又称“字寄”、“寄信”)。“廷寄”的内容，均为机密要事，下发时，根据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快几种。经军机大臣张廷玉的规划，“廷寄”形成了一种制度。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叫“军机大臣字寄”，凡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军机大臣传谕”。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均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的印信。“廷寄”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使皇帝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地直达地方。

设立古州厅

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在指挥清军先后讨平八寨、丹江之后，打开了黔西南“化外苗疆”的门户，遂继续深入腹地，进取古州。古州有里外之分，外古州自宋元以来即已开发，元以后设有长官司等土职。里古州则历代为“化外生苗地”。其地有古州江，上可通都匀三角屯，下可达广西之柳庆，但由于未经开辟，沿江诸苗多未归附，故河道久未开通。雍正六年十二月，张广泗平定小丹江之后，古州一带已有一些村寨望风归附。雍正七年(1729)三月，雍正帝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谕：古州等处“生苗”，罔知法度，应以招抚，不能令此地苗人独在化外。七月，张广泗进兵古州，有岑梗、梅得两寨抗拒，副将赵文英领兵以剿，后其余各寨均缴械投诚。很快，清军以武力迫使上、中、下三保苗就抚，古州平。十二月，清政府以新开苗疆，特于此设古州厅，置理苗同知一员，隶黎平府。

设觉罗学

觉罗学是清代宗学之外的皇族学校。按清制规定，凡皇族，分别远近，由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算起，他的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在雍正初年兴宗学后，因考虑到设立宗学，只令教习宗室，尚未及于觉罗，于是雍正七年(1729)闰七月十一日，雍正帝下令设立觉罗学。规定：八旗各于衙署旁设满、汉学各一，觉罗子弟八岁至十八岁者俱令入学，分习满、汉文。政府每月发给银米、笔纸、每旗派王、公为总管，觉罗二人为教长，于笔帖式内拣选能翻译者一人教授满文，礼部派教习一人，教授汉文，兵部选善射一人，令其教射。每年春秋二季，各旗总管王、公亲自考试，登记档案，优者取为文生员、翻译生员。

颁布《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是关于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的历史纪录。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投书案发生后，雍正帝通过派人审讯，得知曾静反清思想是受吕留良提倡的“华夷之辩”影响，同时得到外间对他本人的种种传说，如改诏篡位，逼死太后，杀兄屠弟等均来自允禩集团。因此，在审讯过程中，多次针对口供所讲上述内容进行批驳与辩解。雍正七年(1729)九月，雍正帝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及其忏悔的《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意在使受迷惑之人觉悟。并加以刊刻，颁行于全国各府州县学，要求士子观览知悉。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口供及《归仁录》，说雍正帝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帝，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帝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又是为雍正帝嗣位及其初政作宣传的著述。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雍正帝于同年十月下令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后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户部尚书史贻直带张熙到陕西分别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乾隆帝登基之后，觉得不宜公开讲此事，遂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

谢济世批注《大学》案发

谢济世于雍正四年(1726)被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及至军营后，大将军平郡王福彭颇敬礼之。谢济世亦讲学著书不辍。雍正七年(1729)六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参劾谢济世在军营撰《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雍正帝摘其“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中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指责谢济世有意诽谤自己，遂于六月二十八日令九卿等议罪。与此同时，锡保亦参劾与谢济世同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撰《通鉴论》十七篇诽议时政。七月初五日，九卿等议奏，应将谢济世、陆生楠于军前立即正法。雍正帝决定对谢济世免死，但却密谕锡保，在将陆生楠正法时，亦将谢济世绑赴刑场。待陪绑之后，才宣布对他的免死决定，继续留军前效力。乾隆帝继位后，召还回京。

陆生楠写《通鉴论》获罪

陆生楠，广西人，举人出身。部选江南吴县知县，引见，雍正帝将其改授工部主事。雍正四年(1726)，监察御史谢济世以结科甲朋党罪革职。陆生楠因系谢之同乡，亦受株连，与谢一同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雍正七年(1729)五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参奏陆生楠书写《通鉴论》笔记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雍正帝亲阅笔记，指其所论封建为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实属诋毁郡县之制；所论建储之事，乃剌圣祖不能教育太子；所论兵制极赞唐之府兵，乃讥八旗兵志。并谓“陆生楠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七月，特颁谕旨，对其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同年(1730)十二月二十二日，经刑部议定，雍正帝批准，将陆生楠斩于军前，妻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通鉴论》笔记十七篇烧毁。

《朱姓家规》案发

曾静、吕留良案发之后，许多地方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清查所谓曾静同党，致使文字狱接连发生。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新任湖南巡抚赵弘恩上任之后，接到署任浏阳知县陈梦文呈报的该县朱姓家族收藏的《朱姓家规》一书。该书端首“称谓”条内有“侏亻离左衽，可变华夏”二语。赵弘恩认为“当此圣明之世，饮和食德，在在蒙休，乃敢肆其犬吠，狂悖亵慢”，“必曾静一党”。于是捉拿朱姓家人，严加审讯。朱姓家人只承认，编写《家规》，原为敦本善族，不料愚昧无知，竟蹈弥天之罪，但与曾静并不相识。因审讯毫无结果，赵弘恩便于七年(1730)十二月九日将《朱姓家规》一书呈送雍正帝，奏请上裁。雍正帝认为，本朝衣冠并非左祍，因此“侏离左衽，可变华夏”二语并不属于有意反清言论。加上朱姓与曾静无关，于是雍正帝指示不必深究，但要对朱姓严加教育，以警其余。

李绂以科甲朋党获罪

雍正七年(1729)，李绂因科甲朋党罪，被捕入狱。李绂，字臣来，江西临川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授兵部侍郎，雍正二年(1724)授广西巡抚。因政绩突出，于雍正三年(1725)授直隶总督。四年(1726)三月，李绂在赴京路过河南时，听说河南巡抚田文镜曾先后以各种罪名参奏信阳州知州黄振国、汝宁府知府张玢、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諴、陈州知州蔡维翰，而黄、张、邵、江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有人说田文镜无关排斥士人，“不容读书之人在豫省做官”。因此，李绂当面斥责田文镜“负国殃民”之罪，随后又上疏参劾田文镜“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之人。雍正帝十分器重田文镜，但又怕他被属员欺骗，故将李绂所奏转告他，听取他的意见。田文镜非科甲出身，尤恶科目之人，遂于四月二十七日上疏，指出，言“市井无赖”之人，本人必为进士。六月，他又以黄、张、邵、汪都是同年进士，提醒雍正帝防止科甲朋党，实际是针对李绂而来的。李绂坚持已见，继续为黄、张、邵、汪等人辩护。雍正帝讨厌他的置辩，加以申饬，并将他调离直隶总督要缺，改任工部侍郎。同年十二月，以发生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事，其内容与李绂所言完全相同，这就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于是提出要严厉打击科甲朋党，并于五年(1727)二月向大学士、九卿等颁布了打击科甲朋党的上谕。雍正七年(1729)，谢济世因文字获罪再次受审，供出当年参劾田文镜用李绂指使。于是，雍正帝即以科甲朋党罪将李绂下狱。直到乾隆帝继位，才给李绂恢复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