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728年-戊申-雍正六年-清

永顺土司受封

永顺宣慰司是湖广有名的大土司之一。湖广的土司边远省份大不相同，由于这里的经济发展要超过边远省份，因此，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土司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土司制度在这里已出现危机。土民们迫切要求改土归流，土司难以继续控制局面。特别是在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情况下，湖广的土司绝大多数自动呈请改流，永顺宣慰司彭肇槐便是第一个呈请者。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彭肇槐在看到临近的桑植、保靖二土司的土民奔向官府要求改流的情况下，主动向桑植副将杨凯呈请自愿改土为流，并绘具本司舆图，册开土民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一户，男女九万九千三百七十口。湖广总督迈柱得知此情，立即向雍正帝汇报。雍正六年(1728)二月二十一日，雍正帝批准永顺宣慰司改土归流，并表示：彭肇槐实愿改土为流，情辞忌切，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为了表彰彭肇槐的举动，雍正帝下令授其为参将，即于新设流官地方补用，并赐以拖沙喇哈番(汉名为云骑尉)之职，世袭罔替。再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

擒拿刀正彦

刀正彦是云南车里宣慰司所辖之土目，盘踞茶山一带。他素与土司刀金宝不睦，久欲夺取车里宣慰司世职，终未得逞，遂于雍正五年(1727)四月煽动茶山一带的窝泥人打家劫舍，危害地方，企图嫁祸于刀金宝，乘机取而代之。云贵总督鄂尔泰闻讯，令普威营参将邱名扬等领兵千余人进剿，并檄知土司刀金宝协同擒拿不法之徒。刀金宝起初不知是刀正彦暗中作崇，接到命令后还委其前去与官军协商会剿事。不久，清军捉住一些窝泥人，其中有带头滋事的麻布朋等人。后，清军终于获悉真正的元凶乃刀正彦，于是下令捉拿，并攻打窝泥人聚集的攸乐地区。同地十一月，邱名扬大败窝泥人于攸乐，事态平息，但刀正彦却潜匿。清廷一面安抚百姓，一面严守各关卡，并行文老挝、缅甸等邻国，不许容留刀正彦。雍正六年(1728)三月初四，刀正彦及其随从在孟腊地方被清军擒拿归案。

签订《恰克图条约》

雍正五年(1727)七月，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后，双方派出界务官，勘分了中俄中段的整个边界，设置了界标。九月九日，订立《阿巴哈依图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东至额尔古纳河的边界；九月二十四日，订立《色楞额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西至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端)的边界。清政府根据《布连斯奇条约》以及前此在北京达成的初步协议，拟成总条约草案。雍正六年(1728)五月十八日，中俄双方代表在恰克图正式签字，称《恰克图条约》。这个条约是确认前此各项条约的总条约，共分十一款，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条约确认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中俄边界：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这一地区。条约规定，以恰克图为两国贸易的商埠，允许俄商每间隔三年到北京贸易一年，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同时规定，中国协助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接受俄国留学生来北京学习；以后双方不得收容对方逃犯，并严行查拿，送交对方守边人员。《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夺取了大片中国领土，而且取得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取得的在贸易方面的利益。

雍正帝推广官话

雍正帝继位之后，经过几年的观察，发现一些地方的官员，特别是福建、广东两省官员不能很好地讲官话，以至影响治理地方。雍正六年(1728)八月初六日，他下谕推广官话。谕示中说：官员有临民之贵，其语言必须让百姓共晓，才能通达上下之情，进而把政务办好。可是每逢召见福建、广东官员，总是带有浓厚的乡音，他们已经赴部演礼，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如果赴任他省，如何保证宣读训谕，审继词讼都让百姓听得清清楚楚呢?一旦官民上下，语言不通，需用吏胥从中代为传递，必然会出现弊病。应令福建、广东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他还要求两省有力之家，先于邻省延请官音读书之师教其子弟，然后转相授受。并且规定，以八年为限，如生童不能如期学会官话，则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直到官话习会之日为止。雍正帝推广官话的效果并不明显，雍正十年(1732)五月二十七日，署理广东巡抚杨永斌上奏折反映：广东人学官话很困难，自从奉旨推广官话已经四年，但乡音未改。建议改建粤秀书院，延师教徒，并推广官话，得到了雍正帝的赞赏。

削夺八旗旗主之权

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进一步削夺八旗旗主权利。八旗自努尔哈赤始建时，即由旗主管理旗下事务，皇帝对八旗只是间接管理，这就造成了皇权与旗主权的矛盾。自皇太极起，清朝的前几代皇帝都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首先是对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定为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对于其他五旗，即下五旗，康熙时又采取派皇子到下五旗作管主的办法，以替代原来的旗主地位。至雍正帝即位，又对本已衰弱的八旗旗主势力做了进一步的削减。八旗都统是八旗的军政长官，是一种职务，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关系，而非主从关系。而管主与都统并存，不仅还会影响皇帝对旗民的直接统治，而且两者易产生磨擦。于是，自雍正六年(1728)起，采取减少管主的办法，同年(1728)十月十六日取消崇安、锡保及信郡王德昭等人的管理旗务，即管主地位。雍正七年(1729)以后再派到八旗的亲王、郡王等均以管理都统事务的身份到任。实际上是去担任(或兼任)都统职位。至此，八旗即全部由皇帝所亲自控制，任何影响皇权在八旗中行使的力量已不复存在。同时，雍正帝还从意识形态上革除旗主的痕迹。八旗都统，满文译为“固山额真”，而“额真”满语意为“主”，雍正帝为正名份，下令改称“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之都统，而此时的都统，早已不再是旗主的意思。文字上的改变，也标志着旗主权力的实际消失。

设咸安宫官学

咸安宫官学是清代八旗中的上三旗子弟学校。因设于西华门内咸安宫，故名。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十日，因咸安宫房屋空闲，雍正帝下令在此设官学，选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及八旗俊秀者九十名，以翰林官居住咸安宫教之。次年正式兴办。分汉书十二房、清书三房，分别教授满、汉文及翻译。各设教司一人，教射、教国语各三人。规定五年后钦派大臣考试，一、二等用七、八品笔帖式。后增加学生名额，并设管理大臣一人，由内务府大臣内特简；协理事务大臣一人，由六部堂官中之满员内特简。同时规定学生结业目标：凡由“闲散人”(未授职者)挑补者，学习十年要能考中“生员”(即府州县学学生)，由贡生(各省举报学行俱优者)、监生(在国子监入学者)挑补者，要在三届乡、会试中(每三年一届)考取举人、进士。凡不能达到这一标准者，一律退回本旗。对入学生除供给生活、学习用品外，每月给银二两，每季另给米五石三斗，待遇可谓优惠。

杨晋逝世

杨晋(1644-1728)江苏常熟人。山水为王翚入室弟子，尝与绘圣祖南巡图颇精。晚年每多率笔，未免苍而不润，神气便少。然农村景物则颇工，尤长画牛，多写意，夕阳芳草，效牧之风苑然在目。兼及人物写真，花鸟草虫，每侍翚出游。翚作图凡有人物、舆轿、驼、马、牛、羊等皆命补之。又尝摹内府所藏名迹，作副本进御。卒年八十五。　《柳南随笔》、《国`清`朝画徵录》、《海虞画苑略》、《桐阴论画》、《江南通志》、《昭文县志》、《琴川新志》、《清画家诗史》

张广泗讨八寨

八寨属贵州都匀府，原为夭坝土司地。土司革除后，这里即属流土俱不受制地，既未纳入政府的册籍，也不受土司的统治。清政府称之为“化外生苗地”。八寨周围约计一百四五十里，共一百一十余寨，地势辽阔，户口亦繁，为黔西南都匀、黎平二府之通达要区。清政府在贵州改土归流的重点，即要征服黔西南之“化外苗疆”。在这广阔的地域里，黎平府之古州、镇远府之九股河流域乃中心地带，而八寨则为“生苗之门户”。为了彻底征服这里的苗民，清兵首先要打开八寨这个大门。雍正六年(1728)五月，鄂尔泰调前征苗有功的黎平府知府张广泗来都匀府。六月初九日，张广泗率领官兵进讨八寨。在清军的逼迫下，大部分苗寨表示归附，愿意剃发改装，亦有杨牌、杨尧等寨不愿归顺，力拒官兵。张广泗遂令清军猛攻，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至六月底，在清军“恩威”并施之下，八寨完全为清军所控制。遂即，清军又向周围扩展，很快将八寨附近的一些苗寨亦招抚，前后共计一百九十四寨，四千六百余户，一并编入了清政府的册籍。此役，清军“新辟苗疆”方圆三百余里。得苗民认纳银四百六十七两，秋米二百二十八石。七年(1729)十二月，清政府在此置八寨厅，设理苗同知管理厅事。

平雷波土司之乱

雷波属四川叙州府，位于川滇交界处。雍正六年(1728)六月，原乌蒙圭府所属米贴地区之土妇陆氏聚众抢劫，伤害云南官兵。为了扩大声势，陆氏暗中勾连雷波千万贯长官司杨明义、吞都土千户德昌，并煽动附近之结觉、阿路、阿照、平底等地夷人从之。四川巡抚宪德、提督黄廷桂等奉旨进剿，迅速抓住了陆氏。此后，杨明义继续率众与官府为敌，抢夺粮食，伤害兵丁。雍正帝下令进剿。川陕总督岳钟琪亲自指挥平乱，调川、滇二省兵围剿，并于沿路设防，以防逃匿。黄廷桂率兵先攻吞都山，攻破数寨，伤杀、俘获百余人。七月九日，擒土司德昌。于是，分兵两路，直捣雷波。九月，官军与杨明义大战，杀二百余人，俘获甚众，村寨尽夺。九月十六日杨明义就擒。遂即，从乱之大小土司头目纷纷擒获，土司沙骂投诚，招抚民人一千五百九十六户，雷波地区平定。雍正七年(1729)六月，雷波土司地改流置雷波卫。

垫江、万县民变

清政府为了保证赋税征收，于雍正六年(1728)开始在一些地区清丈土地，以防止民间隐瞒田产。清丈的重点是四川省。这是由于四川巡抚马会伯、宪德曾先后反映该省垦田随着人口的增多，隐匿甚重，而且民间因争地而诉诸官府之事屡有发生。因此，雍正六年，清政府遣给事中高维新等赴川办理清查事。清查的结果，清政府大为满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一些官吏大肆勒索，受贿放卖，引起了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一些地方豪强本不愿意清丈，因此，也煽动百姓抗拒清查。雍正六年七月，在四川东部的垫江县、万县先后发生了人民聚众反对清查的事件。该地百姓聚集千余人，高举大旗，站在田头，不许官府丈量。此事影响甚大，震动了邻省。就连清政府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丈量之臣过于急遽，不善劝谕之所致也”。为了缓和这一矛盾，雍正帝后来命令四川减少额粮较重的州县田赋。

鄂尔泰组织丹江之役

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组织了征服黔西南“化外苗疆”的第二个重要战役――丹江之役。丹江有两条支流，即大丹江、小丹江，两江汇合以后即为九股河。鄂尔泰对“化外苗疆”的形势做了分析，认为古州、九股为其腹里，都匀府之八寨为“生苗之门户”，而丹江则为“生苗之关隘”。雍正六年(1728)六月在取下八寨之后，丹江则成为清军攻取的第二个目标。丹江流域共有苗寨百十余，丁壮数千，且形势险要。七月二十四日，张广泗率兵进攻，及抵枯桐隘口，受到苗民的顽强抵抗。次日，赶来援助的苗民倍增，他们以枪炮堵截官军，然伤亡亦重。另一路官兵至囊孟隘口，亦受到苗民的阻击。鄂尔泰当即决定增派重兵围剿，他说：“若不全力剿除，既无以畏服投诚各寨，而九股生苗亦断难以就抚。”遂调贵州各协、营之官兵来增援。八月下旬，各路官兵继续到齐，合计约六千三百余名。九月，官兵移营前进，杀伤苗人甚众。十月攻下乜告关口，招抚数十寨。十一月十一日，张广泗先取小丹江，仍受到千余苗民的抵抗，经过数日激战，官兵用大炮打死苗民多人，才得以突破阻击。随即以四路围打小丹江。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小丹江，其九股河、清江一带苗民见势亦多归附。十二月初三日，张广泗率兵攻大丹江，先有杨排等八寨来降，五日，又破桃绕等八寨。十一日，已迫七十余寨就抚，至十八日，大小丹江诸寨悉平。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清政府于大小丹江地置丹江厅，设理苗通判掌其事。

三元会案发

三元会，又名空宗教，乃山东兖州府东平州牛见德(人称牛三花拉、牛三花子)所组织，以贸易为名，在莱州、青州等府进行传教活动。牛见德自称能超度人的祖宗，宣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之经文，告人可以去灾获福，并且与贾得志(教首之一)广收徒众。雍正六年(1728)七月，莱州府高密县有人告发，于是该县首先捉人，被捉教徒供出教首牛见德，随后青州府诸城县、安丘县等地又相继捉了一些教徒，亦供出牛见德与贾得志二人为教首。官府下令捉拿牛见德，因牛见德闻讯逃脱，只捉住其妻孙氏及女儿。山东总兵将此情上报后，雍正帝谕示，既然是邪教，一定是查清是什么教、哪些人参加，要分清有政治目标与敛财两种情况，但对教首务须捕获。山东、河南官员追查一年，毫无牛见德之踪影，只得将捉住的教徒分别处以枷号三个月重责四十板、枷号两个月重责四十板的刑法，草草结案。

曾静投书案发

曾静，湖南永兴人，生员。他不满清王朝的统治，极主反清复明，中年放弃举业，教授生徒，传播自己的观点，人称“蒲潭先生”。雍正六年(1728)，他选择了川陕总督岳钟琪为策反目标，派门生张熙带着他化名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活动。九月，张熙在西安向岳递交了书信。信中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清朝皇帝是金朝女真人后代，当年岳飞抗金，他的后人不应侍奉女真后人，劝岳举兵反清，为祖宗报仇，为汉人雪耻。信中还列举了雍正帝弑父纂位、杀兄屠弟的罪行。岳钟琪见信，立即拘审张熙。在大刑之下，张熙坚不吐口，只称他们势力散布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这些地方传檄可定。岳钟琪见动刑无效，改设骗局，以礼相待，表示他早想造反，希望其师徒来辅佐。张熙被骗，说了实情，道出了曾静，以及他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岳钟琪即将此案上报。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审理曾静一干人犯。后曾静供出他的思想受浙江吕留良的影响，张熙见过吕的弟子严鸿逵及再传弟子沈在宽。雍正帝鉴于案中涉及对他本人的攻击，遂令将人犯统统调往北京审讯，一定要对污蔑他的谣言追根问底。承审官员秉命追问曾静，并到南方各省沿路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所谓雍正帝改诏纂位，毒死康熙帝，逼死皇太后，以及杀兄屠弟等言论均系允禩等人的太监发配途中沿途散布的。曾静本人亦表示悔罪，并且写了《归仁录》。这样，雍正帝即把斗争锋芒转向允禩集团以及吕留良。他根据审讯情况不断发出上谕批驳吕留良的观点，以及允禩集团的诽谤，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七年十月初六日宣布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且说，不仅现在不杀，就是我的子孙也不能因诋毁我而杀他们。他这样处理的理由是，曾静投书才能获知造谣的元凶，并且昭示天下。曾静虽被免罪，但此案涉及的吕留良、严鸿逵等人却惨遭文字之祸。乾隆帝即位后，没有理睬其父之遗言，仍将曾静、张熙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