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前的今天,1968年1月6日 (农历腊月初七),中国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去世。
徐舜寿(1917年8月21日(距今101年)-1968年1月6日)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徐一冰,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1908年从日本回国,与同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徐舜寿深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养成了坚毅、好学和进取精神,他学习勤奋,酷爱数学,曾获得吴兴县数学竞赛第一名。
1933年9月,16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1937年6月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派往美国实习,1946年8月回国,1949年春,他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徐舜寿便以送妻小回乡为由,毅然摆脱了国民党的桎梏,在姐夫伍修权将军(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指引下,携妻子宋蜀碧和女儿来到上海,在我地下党的帮助下越过封锁线,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从此,他以满腔热情投身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中。1956年8月在沈阳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徐舜寿任主任设计师,黄志千、叶正大任副主任设计师,设计室成立不到两年,便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先河;1958年3月,徐舜寿会同总设计师黄志千和陆孝彭提出了“强五”飞机的初步设计方案;1961年8月任新成立的601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为该所的创建和技术储备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亲自组织领导了米格-21飞机的消化摸透工作,狠抓专业建设,为后来歼八飞机设计成功打下了必要的技术基础;1964年7月,调往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之一——603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为运七飞机正确选型和总体设计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民用飞机的研制走出了一条路子。
鲜为人知的是,徐舜寿为“两弹一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接受并领导了核爆炸试验用的取样器的设计任务(代号为09工程)和用飞机投放氢弹的可行性研究(代号为816任务),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中央下决心用飞机投放氢弹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的言传身教,狠抓基本功和专业建设,也为“中国飞豹”飞机研制成功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1968年1月6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终年51岁。
徐舜寿是国家最早的二级工程师,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写了《飞机性能捷算法》,编译了第一部《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翻译出版了《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这两本书是当时中国唯一引进的飞机设计准则和方法,被先后成立的航空院校选作教材,而徐舜寿将所得的全部稿费捐献给了抗美援朝。就是在文革被批斗的逆境中,仍抱病编译了《飞机寿命》一书,并合作选编了《疲劳译文集》,首次系统地向国内介绍结构的疲劳问题,以及“安全寿命”设计原则。他非常重视科研队伍的培养,亲自组织编制了各专业的《基本功大纲》和《设计员手册》,是当时国内唯一可行的飞机设计依据。
更为可贵的是,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造就了一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如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屠基达、工程院院士陈一坚、工程院院士管德、工程院院士陆孝彭、副总设计师程不时、陈嵩禄、郭松林、黄德森、高忠社、钟定逵、陈绍猷、吴克明、龚国政、付大卫等的培养和指导,是他慧眼识才、知人善用的历史明证。他认为,飞机设计需要两种人才,用他的话说就是:“常规的快手,关键的专家”。设计时要做到六快(即构思、查表、计算、画图、论证、总结要快),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大练基本功,多看技术资料,多看型号图纸,多画图,多练仿宋字。他有一句口头禅:“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咏”。他鼓励年轻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争当技术尖子。他特别欣赏苏联专家克拉西莫夫的“小狗游泳论”,对人才坚持优先培养,自然淘汰。徐舜寿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总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直言不讳,从不随波逐流,确实难能可贵。(历史上的今天LiShiJinT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