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753年-癸酉-乾隆十八年-清

清查南河亏空

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洪泽湖水涨溢，高邮东罗坝决口，邵伯运河二闸冲决，下游高邮、宝应一带被淹。学习河务布政使富勒赫上奏：南河各厅将岁修抢修钱粮任意亏空，致使工料无措。乾隆帝遂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前往查核，发现浮冒蒙混种种滋弊，总计亏空十一万五千余两，其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亏缺，皆至二三万两；通判周冕应办物料，全无储备，以至二闸被冲，束手无策。乾隆帝谕示限亏帑人员一年赔补，到时不完，就地正法；将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张师载革职，留工效力赎罪。九月，黄河复决于铜山县张家路，南注灵、虹诸县，归洪泽湖，夺淮而下。乾隆帝以秋汛已过，何致冲漫河堤，其中显有情弊，便将该管同知李敦革职拿问，责高斌、张师载往同山勒限堵塞。不久，策楞奏劾同知李敦、守备张宾侵帑误工状。乾隆帝谕令将李敦、张宾即于该工正法，使在工人员知所惩戒。以高斌、张师载负恩徇纵，命将二人绑赴行刑处所，目睹行刑后，再行释放。

杜尔伯特三车凌来归

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内部纷争，达瓦齐夺位，率兵进攻杜尔伯特蒙古。该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等，集众商定依附清政府之计，遂于乾隆十七年(1753)十月，率部众三千余户一万余人，离开额尔齐斯河牧区，扶老携幼，翻越阿尔泰山，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终于在乾隆十八年(1754)十一月抵达清军驻地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奏闻此事，乾隆帝十分重视，令成衮扎布告以“尔等俱系准噶尔台吉大员，率领部众输诚向化，甚可嘉悯”，准其移入卡内。又遣侍郎玉保等前往抚慰，先后接济牛羊一万多只，粮四千余石，使其度过严冬和寒春。乾隆十九年闰四月，清政府为他们编设旗分佐领，定名为杜尔伯特赛音济雅哈图盟，命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暂在乌里雅苏台地区游牧。乾隆帝还令三位车凌带属下官员及随从一百三十余人，由侍郎玉保陪同，沿新设台站，赴热河入觐。五月十二日，乾隆帝到达避暑山庄，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次日，召见于澹泊敬诚殿，赏赐银两。五月十六日，乾隆帝在万树园宴请三位车凌、各地蒙古王公及从北京来的王公大臣等，还命健锐营骑士表演马技。郎世宁将此场景绘成《马技图》，留为纪念。连续几天的欢宴和召见垂询，乾隆帝了解到很多准噶尔内部的情况。

高翔逝世

高翔(1688-1753)，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善画梅，笔意松秀，墨法苍润，山水摹法浙江，而参以石涛，用笔静简。擅篆刻，属程邃一派。

卢鲁生伪撰奏稿被处死

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因伪造孙嘉淦奏稿罪，被凌处死。还是雍正初年，孙嘉淦以翰林院检讨上封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乾隆帝即位后，尤被倚重，上疏言事，多予采纳，官至尚书，大学士。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以首举南巡，令有司预为准备，两江总督黄廷桂供办铺张，督责严苛，属吏怨苦。遂有人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撰写谏止南巡疏一篇，全稿长达万言，指斥乾隆帝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廷臣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暗为流传，及于内地十七省。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云贵总督硕色奏称，驻安顺府提塘吴士周呈内有密禀一纸，词殊不经，竟系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种种妄诞，不一而足。当即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督抚，密加缉访。于是各地陆续查出传抄伪稿案八十多起，涉嫌被拿者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官员、贡监、旗员、商人、士庶、僧人、土司无所不有。因查办不力而受处罚的督抚大吏有十数人之多。经过一年半由秘密到公开地追查拿问，直到乾隆十八年二月，辗转追至江西传抄的江锦章，又追至彭楚白，始供系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给稿传抄。提审卢鲁生，经再三究问“反复开导”，始供认自行起意并与南昌守备刘时达商谋捏造。卢鲁生为四川南部县人，曾任长淮卫守备，因事降调千总。乾隆十五年七月，虑及办差赔累，希停止南巡，遂与刘时达编造伪稿，凑成“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复思孙嘉淦肯上条陈，借名耸听，于各帮会议公事时，给众阅看，交书办彭楚白抄传。乾隆十八年二月，清廷将卢鲁生先行正法。三月，又将刘时达及卢鲁生长子卢锡龄、次子卢锡荣斩监候，秋后处决。

吏部尚书孙嘉淦去世

乾隆十八年(1753)，孙嘉淦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家境贫寒，力耕苦读。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授检讨。雍正时，以直言敢谏闻名，性格憨直，清廉自律，颇受器重，官至吏部侍郎。乾隆帝即位后，孙嘉淦上疏：“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受到乾隆帝嘉纳，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适逢河南郑州有疑狱，乾隆帝命使者往勘，不得实情，复令孙嘉淦往讯，得其冤狱，十余人尽被释放。乾隆三年(1738)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贪劣误工，乾隆帝命孙嘉淦与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罪如律。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极严，犯罪违法者很多。孙嘉淦疏奏：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查获私酿案件三百六十四起，犯法者一千四百余名。臣到任一月，查获私酿案件七十八起，犯法者三百五十余人。其未报自结，吏役兵丁已经拿获而受贿放掉者，更不知多少。正犯之外，牵连受累者，又不知多少。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又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部于昔，什倍于之利所在，民众必以性命争之。本为民生计而禁止，反而滋扰至此，立法不可不慎。乾隆帝览奏后，下诏对造酒采取弛禁政策。犯法人大为减少。乾隆六年(1741)，调任湖广总督，疏言：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信服者为峒长，使其约束寨长而听命于县令，如是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于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乾隆八年(1743)，因徇庇属下被夺官。乾隆九年(1744)，授宗人府府丞，次年迁右副都御史。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嘉淦居官有八约自戒：“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著有《孙文定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