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辽、西夏-公元1067年-丁未-治平四年-北宋/辽、西夏

夏徒横山民于兴州

西夏连年发动战争，作为西夏军队中最得力的士兵，横山(今陕西横山)地区的吐蕃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往往被征调去作战，这就引起了这些少数民族的不满，因而他们准备归顺宋朝。谅祚了解这一情况后，担心横山羌为宋朝所利用，于拱化五年(1067)六月下令将横山地区各民族全部迁徙到兴州(今宁夏银川)，但横山各部族人民安土重迁，思乡情绪越来越浓，宋青涧守将种谔知道这一情况后，派人招纳横山之民，于是横山各部首领朱令凌率领所有居民投降了种谔，宋朝政府立即下令分给横山各族人民土地、住宅。谅祚急忙向宋方提出交涉，种谔态度十分强硬，提出条件，如果西夏执意要得到朱令凌，就必须将景询献出来交换(景询是宋朝士大夫，颇有才干，犯罪后逃亡西夏，谅祚对他颇为信任)。于是谅祚不得已才不再向宋朝索取横山各部族人民。

西夏诱杀杨定

杨定曾奉宋帝之命出使西夏，在参见西夏主时跪地称臣，并答应归还沿边熟户给西夏(未经朝廷允许)。于是谅祚赠送给杨定许多金银财宝及宝剑、宝镜等物。杨定返回宋朝京城汇报情况时，只将谅祚所赐宝剑、宝镜上交给宋神宗，而将金银财宝全部据为已有，并大言不惭地向宋神宗说谅祚很容易被暗杀，宋神宗大喜过望，任命他为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知军，准备暗杀谅祚。恰在此时，宋朝名将种谔在绥州(今陕西绥德县)筑起了一座城堡，并屡次挫败西夏军队的进攻。因而谅祚认为杨定出卖了自己，决心非报这一箭之仇不可。治平四年 (1067)、夏拱化五年十一月，谅祚借口要召集一次重要会议而诱杀了杨定，保安军都巡检侍其臻也被害。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军事长官郭逵派人质问西夏，要求西夏将杀人凶手移送到宋朝。此时，谅祚去逝，秉常即位，太后梁氏专权，宋方一再追查杀害杨定的凶手，梁氏被迫将凶手李崇贵、韩道喜押送到宋朝，听候处置。李崇贵等人将杨定出使西夏的情形叙述了一遍，宋神宗认为杨定乃咎由自取，因而对李崇贵、韩道喜二人进行了宽大处理。

谅祚卒

拱化五年(1067)十二月，谅祚去逝。他在位十九年，为人凶狠、残暴、淫荡无耻。谅祚每每外出，凡是经过各地豪族、酋长的家，总要千方百计地与这些酋长家的女人发生暖昧关系，因而他的臣僚们对谅祚极为反感，但仅仅敢怒而不敢言。至此，年仅二十一岁的谅祚一命呜呼，死后追赠谥号曰昭英皇帝，庙号为毅宗，其子秉常继位。

蔡襄逝世

蔡襄(1012-1067)福建仙游人。工于书，取法晋人及颜真卿，而能另辟蹊径，自成一家。真、行、草、隶兼能。行书成就最高。

欧阳修被弹劾

治平四年(1067)三月，监察御史刘庠弹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在宋英宗去世后进入福宁殿时，哀服里面穿着紫色的衣服，违反了大臣之礼。当时，朝野内外因濮议之争而嫉恨欧阳修者大有人在，这些人耿耿于怀，很想借此机会将欧阳修赶下政治舞台，只是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恰在此时，欧阳修的妻弟薛良孺因为推荐官吏而被朝中大臣所弹劾，欧阳修上书朝廷，请求重罚薛良孺，而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而使薛良孺逃避制裁，薛良孺因此而被免官。因而他对欧阳修落井下石的举动恨之入骨。于是薛良孺捏造谣言，诬蔑欧阳修与儿媳妇之间有暖昧关系，而欧阳修的儿媳妇又是盐铁副使吴充的女儿，这一谣言势必牵连到吴充。集贤殿校理刘瑾与欧阳修是仇人，于是将这一谣言添油加醋地加工一番后传播出去，一时间，谣言四起，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就将有关欧阳修的一些谣传告诉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蒋之奇在濮议之争中本来与欧阳修站在同一立场上，蒋之奇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反戈一击，在宋神宗面前弹劾欧阳修与儿媳妇通奸。宋神宗当时很怀疑这种事情的可靠性，蒋之奇又将彭思永搬出来作证，彭思永暗中帮助蒋之奇，其后蒋之奇弹劾欧阳修的奏章又交给枢密院。欧阳修接二连三地上书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纯属冤枉；希望宋神宗为自己作主，消除自己的不白之冤。宋神宗亲自过问此事，他询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孙思恭竭力为欧阳修辩护，因而宋神宗下诏要求彭思永、蒋之奇将此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蒋之奇谓此事出自彭思永，而彭思永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并无事实根据。欧阳修、吴充二人竭力要求宋神宗对此事一查到底，弄清事实真相。最后，彭思永被贬知黄州(今湖北黄冈)、蒋之奇贬监道州(今湖南道县)酒税，此事便不了了之。

欧阳修知毫州

彭思永、蒋之奇等人因弹劾欧阳修失实而被贬官后，知杂御史苏寀、御史吴申多次上书为彭思永等人辩护，认为朝廷对此事处理不公平。欧阳修在宋英宗患病不理朝政、由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与执政大臣一道处理国家大事。欧阳修刚直不阿，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总是愤愤不平，一些大臣上书言事，欧阳修总是明辨是非，敢作敢为，这样就得罪了不少官僚。鉴于这种情况，欧阳修提出申请，要求宋神宗解除自己参知政事职务。治平四年 (1067)二月，宋神宗下令任命欧阳修为毫州(今安徽亳县)知州。欧阳修到亳州上任后，六次上书宋神宗提出退休的请求，但宋神宗没有答应。

司马光弹劾王广渊

治平四年(1067)六月，御史中丞司马光弹劾兵部员外郎王广渊是奸巧无比的小人，在外依靠执政大臣，同时勾结内宫宦官，而本朝设立馆阁本来是用以提拔儒雅英才的，不应该王广渊这样一个素质低劣的官僚充任直龙图阁；否则天下士大夫会为之扼腕叹息。但宋神宗并未采纳司马光的建议。仍然委任王广渊为直龙图阁、齐州 (今山东济南)知州。此后，司马光又数十次上书弹劾王广渊，攻击他与孙固结成死党，与宦官高居简勾结在一起，玩弄阴谋诡计。其后，司马光知道已不能动摇王广渊的地位，转而又上书大肆攻击宦官高居简，指责高居简是奸诈之人，久处皇帝身边，负责御药供应，但在先帝宋英宗时，高居简自恃侍奉有功，因而无所顾忌。最后宋神宗被迫罢免了高居简。

种谔筑绥州城

治平四年(1067)六月，知青涧城(陕西青涧)种谔招降了蕃部酋长朱令陵，他是横山(今陕西横山)一带蕃部部落中最强盛的酋长。陕西转运使薛向下令赏赐朱令陵田十顷、住宅一所，同时薛向建议朝廷授予朱令陵官职，以此表示嘉奖。这样，使横山一带蕃部部落以朱令陵为榜样，归顺宋朝。同年九月，薛向、种谔又共同上书，说蕃部首领嵬名山有归顺宋朝的意思。其后高遵裕从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回到京城后，也建议朝廷接纳嵬名山的归附，这样就可以招降横山地区居民了。但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坚决反对，认为宋夏议和很长时间了，现在宋朝如无故招纳蕃部部落，势必引起宋夏之间的战争。但宰相曾公亮却认为种谔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付诸实施。因此，中书、枢密院(文彦博任长官)因此而发生了分歧。边境大将郭逵在边防地区大修城堡，枢密院对郭逵大加斥责，而中书却下令予以褒奖。同年十月，种谔又上书说西夏谅祚连年用兵，人心思乱，因而谅祚准备迁涉横山地区百姓到兴州 (今宁夏银川)，但横山地区百姓安土重迁，不愿离开故地。因而横山地区蕃部首领嵬名山联合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横山东)二州数万百姓商议旧顺宋朝。但经略司官员陆诜对种谔的情报表示怀疑，因而陆诜对种谔提出要求：倘若嵬名山能组织力量自卫，抵御住西夏的进攻，宋朝则可接受其归顺，反之则不予接受。宋神宗急忙命令薛向前往延州(今陕西延安)召集种谔、陆诜在经略司密谋接纳嵬名山一事。陆诜、薛向商讨的结果，提出几种意见，要么唆使嵬名山进攻西夏并取得胜利；要么嵬名山能守卫自己本土，抵抗西夏的入侵；最下策是让嵬名山退守宋夏边境。薛向等人派张穆之将讨论结果上报中央，宋神宗采纳了种谔等人的意见，决定接受嵬名山的归附。种谔午是派人与嵬名山取得联系，双方商定在绥、银州相会。到约定时间，种谔派遣所辖部队倾巢而出，命令折继世为统军将领，先行一步，进入绥州城，开始修筑绥州城的防御工事，几天后折继世又率军进入银州。嵬名山正式归顺宋朝，总计部落酋长三百名、户一万五千余、口四万五千余，宋朝获得精锐之兵一万人，牲畜十万头。陆诜听说这一消息后，迅速派人报告枢密院长官文彦博。但种谔迅速修缮了绥州城，西夏军队八天之中三次前来争夺，阻扰宋军筑城，均被宋军击退，因而宋军顺利地完成了筑城任务，同时收复了绥州。但西夏并未善罢干休，又增派大军进攻绥州城，种谔派遣嵬名山引诱敌人，自己亲率大军随后出发，燕达、刘甫各领一军，两翼展开策应种谔，大败西夏军队，斩首七百余级，并率军乘胜追击西夏军队，保卫了绥州城的安全。其后，西夏政府几次通过外交途径与宋方交涉，虽然宋朝统治集团内部在是否放弃绥州城问题上意见极不一致，但宋神宗始终没有答应将绥州城拱手送给西夏。

王安石荐举吕惠卿

吕惠卿担任三司检法官后与王安石关系极为密切，王安石也十分赏识吕惠卿的才能。治平四年(1067)七月，他大胆地向宰相曾公亮推荐了吕惠卿的才干。吕惠卿因此被任命为编校集贤院书籍的美差。熙宁二年(1069)二月，变法革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后，参知政事王安石荐举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同年五月，宋神宗询问王安石苏轼才干如何，王安石知道苏轼与自己素来政见不合，担心宋神宗骤然重用苏轼为条例司官员。因而宋神宗询问苏轼情况时，王安石答非所问地竭力荐举吕惠卿的才学。宋神宗询问宰相吕公著吕惠卿才能如何，吕公著认为吕惠卿虽然颇具才学，但为人奸巧，不可委以重任。其后王安石甚至对宋神宗说当今士大夫中能够理解前代圣王治世之道并加以运用者，唯独吕惠卿一人而已。在王安石的努力下，吕惠卿被迅速提拔起来了。

咸雍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