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年大事件 1044年大事记 1044年重大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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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年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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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辽、西夏-公元1044年-甲申-庆历四年-北宋/辽、西夏


      辽征西夏

      1044年四月,辽所属山南党项诸部叛附西夏,九月,辽兴宗决定亲自带兵讨伐元昊。元昊惧怕辽朝大军,派人与辽议和。辽大将萧惠劝谏辽兴宗说,元昊是个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小人,与西夏议和是养虎遗患的举动。辽兴宗采纳了萧惠的建议,亲率10万大军分3路讨伐西夏。战争开始时,辽军长驱直入西夏领土400余里,未遇有效抵抗,十月,辽军与西夏大军相遇在贺兰山脚下,西夏军队大败。元昊不得不委曲求全,表示愿意臣服,并亲自率领叛逃西夏的党项诸部族到辽朝军营请降。然而双方实无和意。往来近一个月,西夏军队突向辽朝大将萧惠的营寨发动猛攻。辽军大败,死败无数,辽兴宗侥幸逃脱,但驸马都尉萧胡睹被擒。其后,元昊决定献出叛附西夏的党项诸部族,双方交换战俘,辽夏达成和议,结束了战争。此后,辽、夏边界虽不时发生一些冲突,但基本上保持着既定的局面。元昊死后,谅祚即位,仍向辽称藩。

      庆历和议

      康定元年(1044)至庆历二年(1042)间,西夏连续对宋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战事,宋朝每次都遭到惨败。西夏虽屡胜,但掳掠所获财物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榷场贸易所得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此外,由于民间贸易中断,使得西夏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加上西夏与辽之间又出现了嫌隙。所以西夏愿意议和。庆历四年(1044),宋朝与西夏最后达成协议。和约规定:夏取消帝号,名义上向宋称臣,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之民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双方在本国领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万2千两,绢2万千匹,茶1万斤。庆历和议达成后,元昊多次派遣使者到宋朝,请求宋朝开放边境地区的互市面上,庆历五年,宋朝政府决定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和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的安平皆设置2处榷场,恢复了双方贸易往来。

      水洛城之变

      自从韩琦、尹洙、狄青等人议论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一事后,朝廷下令废罢这一工程。而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却认为修筑水洛城有利无害,因此拒不执行朝廷命令,下令刘滬、赵士廉等人继续筑城。知渭州(今甘肃平凉)尹洙、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屡次上书陈述筑水洛城有害无利,双方争论不休,宋仁宗派鱼周询前往视察。鱼周询尚未到达,尹洙即命令刘滬等人停止筑城,并召见刘滬、赵士廉等人。但蕃部、氐人拦住刘滬等人,请求自备财物修筑此城,二人因蕃部已归顺宋朝,现在又已集中起来,倘若违背他们的意愿,恐怕会惹出乱子。于是刘滬、赵士廉二人继续筑城,尹洙再次召见刘、赵二人,他们仍未离开水洛城。因而尹洙恼羞成怒,命令张忠去取代刘滬的职务,但刘滬拒不交权。尹洙命令狄青以巡边为借口,追踪刘、赵二人,准备以违抗军令的罪名诛杀刘滬等人。狄青迅速逮捕了刘、赵二人,送往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监狱。庆历四年 (1044)三月,蕃部、氐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杀死当地宋朝官吏,发动了叛乱,同时派人到鱼周询处告状,宋朝廷被迫下诏释放刘滬等人,继续筑城,暂时平息了氐族部落的反叛情绪。

      保州兵变

      庆历四年(1044)八月,保州(今河北保定)巡检司云翼兵士拥戴韦贵为首,据城叛乱。宋仁宗先派刘保信前往核实情况,同时任命知制诰田况前往保州城下,负责处置叛军。其后,河北路其它州县的军队聚集保州,包围了州城,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宋仁宗不得不命令河北宜抚使富弼迅速赶到保州统帅诸路兵马,增派知制诰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监视保州情况的变化,及时向朝廷汇报。知定州(今河北定州)王果最先率兵到达保州,他率兵立刻攻城。恰在此时,宋仁宗下令进行招安,云翼士兵不肯投降,宋将郭逵等人爬上城墙进行威胁、利诱,士兵们纷纷将兵器扔下城来,投降的士兵达二干余人。官军进入保州后,田况核实聚众造反的士兵名单,总计四百二十九人,于是田况命令杨怀敏将名单上的士兵全部杀害。投降的二千余名士兵被分散隶属于河北其它州县。富弼本想命令各州县于同一天将这二千余人全部诛杀,但欧阳修认为不妥,富弼才停止了这一行动。一个月后,朝廷派遣刘涣为保州知州,云翼士兵再一次发动叛乱,但这次叛乱规模较小,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刘涣下令诛杀了为首的叛乱分子,保州兵变才被最后平息。

      辽兴宗第一次征讨西夏

      元昊派遣使者游说早巳归顺于辽朝的贺兰山南部的党项部落归附于西夏,重熙十三年(1044)四月,辽朝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向辽兴宗汇报说山南党项诸部已叛附西夏。其后,辽朝西南面招讨司(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都监罗汉奴、详稳斡鲁母又向朝廷报告说贺兰山西部的党项诸部族节度使屈烈也率领五个部族的人马投奔了西夏,罗汉奴调集所部军队与党项部落发生了战争,结果辽军大败,招讨使萧达普、四捷军详稳张佛奴等人为国殉难。元昊随即又率领大军前来增援党项诸部族。九月,辽兴宗决定亲自带兵讨伐元昊。元昊惧怕辽朝大军,派人去与辽朝议和。辽朝大将萧惠劝谏辽兴宗说,元昊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绝对不能姑息养奸,倘若现在不加讨伐,以后恐怕就更难对付了,与西夏议和是养虎遗患的举动。辽兴宗采纳了萧惠的建议,决定御驾亲征,阻卜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南)酋长乌八也派他的儿子领兵帮助辽朝进攻西夏。辽夏两军在双方边境相遇,萧惠率领辽朝大军攻破了西夏军队的防线,元昊被迫逃跑,萧惠率领先头部队和右翼策应部队乘胜追击,但西夏的残兵败将又组织起来。抵抗辽军的进攻,恰恰在此时,刮起了大风,风沙迷住了辽军的眼睛,辽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酉夏军队趁机反击,辽军死伤不可胜计,辽兴宗被迫班师还朝。其后,元昊决定献出叛附西夏的党项诸部落,辽夏达成和议,结束了战争。

      元昊败辽军

      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辽重熙十三年九月,辽兴宗亲自率领辽朝十万大军讨伐西夏。辽夏战争开始时,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夏领土,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军队没有作任何有效的抵抗,辽军深入西夏本土达四百余里。同年十月,元昊率领西夏大军在贺兰山脚下与辽朝军队相遇,结果西夏军队大败。元昊不得不委屈求全,上表辽朝,请求投降,并亲自率领叛逃西夏的党项诸部族到辽朝军营投降,辽兴宗答应让元昊悔过自新,双方折断箭只发誓。然而,双方各自心怀鬼胎,辽朝军队准备偷袭西夏军队,元昊也想趁辽军撤退之机攻击辽军。辽朝大军由于远离本土,军粮供应不足,只好答应西夏投降称臣。双方往来近一个月,辽军更是人困马乏,西夏军队突然向辽朝大将萧惠的营寨发动猛攻。辽军开始一直占着主动,但西夏又迅速组织起来进行反扑,结果辽军大败,辽兴宗带着随从得以侥幸逃脱,辽朝附马都尉萧胡靓被擒。其后辽夏双方互相交换战俘后议和。

      宋夏和议成

      庆历四年(1044)、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月,西夏与宋朝最后达成和议,夏国主元昊称臣。和约规定: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之民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地以及其它边境蕃汉居住区一律从中间划界,双方在本国领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西夏到宋朝祝贺乾元节时,宋朝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祝贺正旦节时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冬季则赐给西夏服装费: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元昊生日时,宋朝赏赐银二千两、衣服料绢帛二千匹、杂帛二干匹。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要求,于是宋夏正式达成和议。

      宋册封元昊夏国主

      庆历四年(1044)、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二月,宋仁宗委派祠部员外郎张子爽为册礼使、閤门祗侯张士元为副使,出使西夏,以宋仁宗的名义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允许元昊将名字改为曩霄。宋仁宗在诏书中大言不惭地声称曩霄虽然对宋朝有非礼之处,但念你有悔过自新之意,并愿意归顺宋朝,因而才册封曩霄为夏国主,世世代代为宋朝藩臣。张子爽还代表朝廷赏赐给曩霄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叶三万斤,并授予元昊“夏国主印”广端。

      宋筑细腰城

      环庆、泾原路之间居住着许多羌人部落,其中以明珠、密藏、康奴三部势力最为强盛。这些部落素来强硬,宋朝笼络他们,他们益发傲慢无礼,而要征讨这些羌人部落,宋朝却又无能为力。在这些羌人部落的北部有两条河流直接通往西夏,陕西宜抚使范仲淹下令修筑细腰城(今甘肃灵台县境),切断他们与西夏之间的联系。庆历四年 (1044)十二月,范仲淹命令环州(今甘肃环县)知州种世衡与原州(今甘肃镇原县)知州蒋偕具体实施筑城计划。二人择日起兵,在细腰城会合。不分昼夜地修筑城堡。种世衡等人还犒赏三大族酋长,并说宋朝修筑细腰城完全是为了帮助羌人部落防御西夏的进攻等等。细腰城修筑完毕,一代名将种世衡即去世。后来范仲淹又命令蒋偕在其它地方修筑城堡,明珠等部落派兵前来阻扰,蒋偕派兵征讨,杀死四百余人,生擒羌人部落酋长十九人,焚毁羌人部落族账八十余座,终于完成了预定的筑城计划。

      宋诏立州县学

      范仲淹执政后,屡次上书朝廷,请求恢复学校教育。至此,范仲淹、宋祁、张方平、欧阳修、梅挚、曾公亮、王洙、孙甫、刘湜等人联名上书宋仁宗,他们认为科举取士当务实不务虚,任用官吏应该人尽其材。但目前教育不由学校,各地政府也不审察举子,因而便不知举子虚实。官府组织的科举考试往往只注重背诵,因而人不能尽其材,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建立学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庆历四年 (1044)三月,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下诏建立州县学校。各州县学校一律由地方官挑选屑下官僚任教授,三年一换,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从本地挑选品行优良、学业精通的人充任教授。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三百天,方能参加秋试。如士子亲人无人照顾,必须有保人作证明,才能在家中学习。而僧尼、道士、冒名顶替者等七类人不许进入学校参加考试。科举考试时,先考“策”,后考“论”,再考诗赋,综合三科成绩来决定是否合格,废罢原来的贴经、墨义等考试内容。

      欧阳修作《朋党论》

      吕夷简罢相后,夏竦仍然担任枢密使职务,后来才被贬,宋仁宗任命杜衍为枢密使,同时提拔富弼、韩琦、范仲淹等人执掌朝政。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石介兴奋不已,即兴作《庆历圣德诗》一首,主要说明提拔贤人,斥退奸险小人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奸险小人即指夏竦。范仲淹、韩琦等人与谏官欧阳修等人素来关系密切,因而夏竦及其同伙造谣中伤,指斥杜衍、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庆历四年(1044)四月,欧阳修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朋党论》一文以回击夏竦等人。欧阳修认为朋党之论,古往今来,历代都有,只有靠圣明的君主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一般说来,正人君子之间因志同道合而成为朋党,小人与小人之间因利益一致而结成朋党,小人们往往见利忘义,因而小人的朋党仅仅是暂时的。而正人君子则往往以道义、忠信、名节作为处世之本,他们能同心同德、共同进步,治理好国家,因而志士仁人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党。

      耶律庶成译书

      早在辽兴宗即位初年,辽兴宗命令耶律庶成和萧韩家奴分别撰写一首《四时逸乐诗》,辽兴宗十分欣赏耶律庶成所作的诗。由于辽朝医师很少有知道切脉和鉴别药物的人,因而造成了很多医疗事故,辽重熙十三年(1044)六月,辽兴宗命令耶律庶成将方士切脉的书籍翻译成契丹文字,颁布到全国各地。从此以后,辽朝医生大多可以学习这些书本中的医药知识。后来,辽兴宗又将耶律庶成和萧韩家奴召到宫廷之中,负责起草诏令,并负责撰写《辽兴宗实录》和《契丹礼书》。同时,耶律庶成还与枢密副使萧德一道修定了辽朝的法律制度,耶律庶成等人按照契丹古今法令内容,纠正了其中一些错误,并根据契丹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辽朝的法律.耶律庶成还与萧韩家奴合作,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记载中原王朝历史的书籍,以供辽朝统治者借鉴。因而耶律庶成对辽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荆王元俨卒

      荆王元俨天资聪颖,宋太宗尤其钟爱他,不愿让他早出皇宫,直到元俨二十岁才授官出封,因而后宫之中称之为"二十太保"。元俨酷爱儒学,早在皇宫的时候,就经常与侍讲教师孙爽讨论儒家经典。他还爱好藏书,擅长文章,在书法方面也颇具功力。宋仁宗十二岁继位后,刘太后临朝称制,荆王唯恐自己地位高(他是宋真宗之弟)而被刘太后嫉恨。因而他闭门读书,不理朝政,不参与朝见宋仁宗的仪式,有时甚至故意胡言乱语,假装癫狂、精神失常。宋仁宗亲政后,更加尊重荆王。庆历四年 (1044)正月,荆王突然病倒,宋仁宗亲自到荆王府邸为其调剂汤药,并赏赐白金五千两。是月去世,宋仁宗追封他为天策上将军、徐兖二州牧、燕王,赐谥号,曰恭肃。

      范祥议改解盐法

      宋朝政府从庆历二年 (1042)开始,采用范宗杰的建议,对解盐采取官府垄断专卖的制度,由政府征发老百姓运盐,由于路途遥远,损耗颇为严重,因而运盐之人往往倾家倾产也赔偿不起,被迫离乡背井,逃亡他乡。另外,商人往边境地区入中粮草,大多勾结官吏,虚估入中货物,耗费大量官盐,因而国家卖盐之利越来越少。范祥是邯州三水人(今陕西旬邑县),他了解解盐通商与官卖的利弊。他认为解盐之利甚厚,但却不能对边境军事行动有所帮助的主要原因在于官吏与盐贩营私舞弊、牟取暴利。如果变革解盐运销办法,封建国家每年可以节省财政支出数百万贯。庆历四年(1044)二月,范祥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呈递到中央,枢密副使韩琦、知制诰田况认为此法切实可行。因此,在三司的请求下,宋仁宗派范祥与陕西转运使程勘共同改革解盐法。但程勘与范祥意见不合,范祥也因父丧而免官,直到庆历八年(1048)才开始正式改革解盐法。

      区希范反宋

      环州(今广西河池县境)人氏区希范曾参加宋朝进士考试,但屡屡名落孙山。宋仁宗景祐末年,其叔父区正辞应募从军征讨安化蛮(今广西宜山县境)。区希范不停地上诉,请求朝廷予以录用,他说他的叔父曾立下很大军功等等。此事传到宜州(今广西宜山)后,知州冯伸己认为区希范无理取闹,因而将他编管全州(今广西全州)。区正辞也自吹自己曾立战功,但未上报朝廷,区希范被编管后,叔侄二人对宋朝廷彻底绝望。庆历四年(1044)二月,区希范从全州逃回家乡,同叔父区正辞一道率领同族之人及白崖山酋长蒙赶、荔波峒人(今广西荔波)同谋反宋,并扬言:如果占据广西地区,就建立大唐国。区希范等人择日杀牛,建起道场,祭祀天神,推举蒙赶为皇帝,区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区希范为神武定国令公桂州牧,伪承天命,蒙赶还任命区丕续为宰相,其余四十余人分别加官进爵。区希范统帅五百余名蛮人攻破环州,夺得环州大印,烧毁了宋朝储积的财物,改环州为武成军。同时还攻占带带溪寨(今广西河池东北)、镇宁州和普文寨(今广西河池北),军队人数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区希范反宋消息传到京城,宋仁宗命令广西转运使、钤辖司发兵捕捉。四月,宋仁宗任命杜杞为广南西路转运使、按察使兼安抚使,下令广州士兵一千余人屯驻宜州(今广西宜山),大将李德用率兵从韩婆岭出击,进讨区希范,杀死许多叛乱士兵,俘虏区希范大将崔盈、谭护二人。从此以后,区希范退守荔波峒,不时派兵袭击宋朝军队。七月,宋朝廷示意广西转运安抚司,在宜州张贴告示,如有斩获区希范、区正辞、蒙赶首级者,赏钱三十万。盐一千斤。杜杞上任后发布命令,允许蛮人悔过自新,但杜杞到达宜州后,仍无人投案自首。于是杜杞率军攻破白崖、黄泥、九居山寨及五峒(今广西河池县境)等地,焚毁蛮人储积的财物,斩杀一百余名蛮人,收复了环州。但区希范与蒙赶逃跑了,杜杞又派投降的蛮人招降区希范等人。杜杞利用酒会诱杀五百余名反叛蛮人,区希范也被捉拿归案,最后被杀。至此,环州蛮人的反宋斗争被彻底平息。

      滕宗谅贬知岳州

      台谏官梁坚等人弹劾滕宗谅挪用公使库钱十六万贯,虽然范仲淹多次上书为之辩护,但仍被贬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庆历四年 (1044)二月,御史中丞王拱辰旧事重提,他认为滕宗谅身为边境官吏,擅自挪用公使钱,数额巨大,仅仅降一级录用,相当不公平,而且滕宗谅目无法纪,居然在案发以后,私下毁灭证据。监察御史里行李京也上书弹劾滕宗谅。但因范仲淹再次伸出援助之手,滕宗谅被贬知岳州(今湖南岳阳)。范仲淹《岳阳楼记》便是此后在岳州写成的。

      陈留县移桥之狱

      庆历四年(1044)四月,负责陈留(今河南开封南)等县运粮船队的李舜举请求朝廷将陈留县南镇的一座土桥移往它处,以避免运粮船只沉没的危险。开封府派遣开封县(今河南开封)主簿李文仲和陈留县知县杜衍前往核实情况,他们等人同意李舜举的建议。但当地大户人家卢士伦有房屋在土桥下面,如果移动土桥,房屋就会被拆毁。都官员外郎王溟从前曾低价租赁此房居住。正因为如此,王溟接受卢士伦的贿赂后向同年进士--三司使王尧臣说情,并说移动土桥对官府有害无益等等。因而王尧臣对户部判官慎钺说移动土桥是枉费官钱的事情。但当时开封府已经开始拆毁土桥,于是三司下令不得继续拆毁,同时派遣殿中丞陈荣古前往现场察看,因而陈留桥得以保存。但权知开封府吴育则认为这是请托舞弊事件。于是宋仁宗再派监察御史王砺前往调查,王砺等人查明事实真相后,上书朝廷说陈留县移桥事件中肯定有行贿受贿行为出现。宋仁宗又命令工部郎中吕觉立案侦察。最后,三司使王尧臣、权户部副使郭难、杜衍、李舜举、杨文仲等人被罚铜六斤,陈荣古、慎钺、王溟、卢士伦也受到相应的惩罚。参知政事范仲淹、谏官欧阳修等针对这一案件,专门向宋仁宗上了一道奏札,论及此事。

      丘浚之狱

      庆历四年(1044)四月,有大臣上奏告状,弹劾卫尉寺丞丘浚曾写过一百首诗,诽滂朝政,言辞卑鄙恶毒,同时用灾荒阴阳之说指斥皇帝,倘若这些诗传播出去,对皇帝恐怕是极为不利的。丘浚在杭州(今浙江杭州市)守丧期满回开封途中,各地地方官接待稍不如意,他便对这些地方官进行辛辣的讽刺,并写成诗句,各州县官僚十分畏惧他,丘浚还刊印自己的书籍,强迫州县官买去以贪图厚利。这些上书的大臣还威胁宋仁宗说倘若丘浚回到京城开封,必然还会继续诽谤朝廷。宋仁宗下诏贬丘浚监临邵武军(今福建邵武)酒税,并命令福建路提点刑狱时刻监视丘浚,如有越轨言行,必须迅速上报朝廷。

      宋诏限荐举官员人数

      庆历四年(1044)四月,宋仁宗下诏限制高级官僚荐举低级官员的人数。三司使、给事中、谏官、两省待制以上官员及御史中丞、正卿监每年荐举正郎以上官员不得超过三人;起舍郎、起居舍人、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监每年荐举员外郎以下朝官不得超过二人,左右司郎中、司谏、正言、三院御史并馆职、知谏院、天章阁侍讲、三司判官、开封府判官及正在任职的知州每年可以推荐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超过二人,安抚、,制置、发运使臣、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可以在所辖范围内推荐正郎以下朝官,提点刑狱使臣、发运(转运)判官可在所辖地区内荐举员外郎以下朝官,不限人数。在荐举情况说明中,各级官僚必须对被荐举者的才干作出充分的说明,并初步对被荐举者的任职范围进行估计,保证今后若被荐举者犯错误或出什么差错,举主与被荐举者一同受罚。

      范仲淹、韩琦陈边事

      庆历四年(1044)五月,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在崇政殿被宋仁宗召见后,合写了一道奏札,陈述对付西夏的策略。他们认为,宋夏战争爆发后,宋朝军队屡战屡败,倘若元昊目前暂时求和,一旦力量壮大起来又重新开战,宋朝将如何应付?其一,元昊在辽朝的怂恿支持下,在战争胜利的时候提出议和,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整顿内部,而且议和后获得宋朝的大量岁币,仅仅是失去了虚伪的称号而巳,很可能元昊还会再度兴师攻宋,因而宋朝应挑选将帅,训练士兵,防御西夏的入侵,其二,元昊在反宋之前,受到宋朝百般照顾,而元昊反宋以后,取得了侵宋战争的胜利。宋夏庆历和议并非意谓着元昊已经屈服,元昊暂时与宋议和,仅仅是权宜之计而已。因此宋朝边境地区还更应加强防御力量,修筑城堡,健全和完善岗哨制度,召募士兵,因为他们熟悉地形,作战能力较强;其三,陕西戍边军队人数达三十万,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士兵分散守卫四路边境城堡,而西夏军队则往往号令一下便迅速集中起来,因而西夏常以十万之众进攻宋朝几千或上万人驻守的城堡。鉴于这种情况,韩琦、范仲淹建议在鄜延、环庆、泾原路分别选任将帅三、五人、低级将领一、二十人,统帅步兵一万、骑兵三千,用新的阵法进行训练,一旦部队精锐起来,便派遣大军掠夺横山地区(今陕西横山),彻底征服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用不了几年,宋朝即可完全控制横山地区,这样就割断了西夏的右臂,其四,宋夏和议后,倘若宋朝不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祸患是无穷无尽的。应整顿军事,实行改革措施:在河北地区选任有才干的官僚经营边境地区,加强防务;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三路所管辖兵马分布极不合理,应该在重

      要地区屯驻大军,三路应相互策应,防止辽朝的入侵;选拔将领,储备人才,枢密院在军队中大力提拔一些有智谋之术或武艺精通的士兵为将领;尽快训练士兵,传授他们新的阵法,做到有备无患;训练义勇,河北地区义勇人数众多,政府应组织这些人农闲季节练兵,农忙耕种,然而他们一般都缺乏正规训练,朝廷应该委托一些谙熟军事的地方官教阅义勇,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修筑京师外城,宋朝在河北屯驻大军,倘若一旦失利,辽朝将长驱直入,越过黄河天堑,威胁京城安危,因而必须继续完善京师的防务体系。

      欧阳修议废移麟州

      庆历四年(1044)五月,知制诰欧阳修亲自到麟州(今陕西神木)进行实地考察后,对一些大臣建议将麟州移到黄河河边或将麟州废为军寨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其一,麟州是宋朝在黄河北岸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重镇,而且麟州城池完备,地形复杂,对宋朝防御西夏来说是一道天然屏障,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因而欧阳修强调废移麟州之说都是站不住脚的;其二,在麟州地区,宋朝兵力达二万余人,倘若宋朝放弃了麟州,那么,宋夏将以黄河为边界,隔岸相望,这样,西夏又拥有了一道天然屏障,从而可以在冬季随时侵入宋朝边境(黄河冬季结冰),宋朝内地的军事压力将逐渐增大,如果麟州存在,西夏就不得不在千里边防线上布置重兵,防御宋军的进攻;其三,废罢黄河北岸的五小寨兵马,保留麟州兵马,而麟州兵马每年耗粮七万石,而五小寨兵马(建宁、镇川、中候、百胜、清寨堡,均在陕西府谷县境)每年耗粮达十四万石,因而欧阳修建议省并五小寨,减少五寨的戍兵,这样,宋朝防守黄河北岸就不至于耗费太多的粮饷;其四,一些大臣认为保留麟州会造成河东地区经济负担加重的现象,若废除麟州,则失去了黄河北岸的第一重镇,二者不可得兼。欧阳修则认为,宋朝政府完全可以委任一些当地土豪守卫麟州,加之麟州地理位置有利,政府派遣二、三千军队即可。同时,当地土著百姓熟知山川地理,在土豪的统帅下,完全有能力守住麟州天险。总而言之,欧阳修认为宋朝必须保留麟州,不能放弃,也不能减少麟州的防御力量。

      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

      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后,积极推行“庆历新政”,韩琦、富弼等人亦鼎力相助。但“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动了一些高级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下野的吕夷简、夏竦及其党羽兴风作浪,竭力想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庆历新政"的一个重要人物石介给富弼写信,要求他们实行伊尹、周公等先贤的仁政。而石介曾直斥夏竦为奸人,夏竦为此怀恨在心,企图报复,他授意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迹给富弼撰写了废掉宋仁宗的诏书,想借机将范仲淹、富弼等人赶下台。宋仁宗当然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但富弼、范仲淹恐惧不已,都请求到西北边境地区任职。庆历四年 (1044)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二路宣抚使。

      富弼条陈河北守御十三策

      自从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四十余年时间未曾发生战争。但辽朝暗中支持元昊反宋,宋朝对此不能不高度重视。庆历四年(1044)六月,富弼上书朝廷,对河北地区的军事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一,宋辽边境的十九座城池如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州)、冀(今河北冀县)、祁(今河北安国)、保(今河北保定)、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沧(今河北沧州)、定(今河北定州)等州军都是重要的军事要地,可以控制辽朝,不得深入宋朝本土。而定州为右臂,沧州为左臂,瀛州为腹心,北京(今河北大名)为头首,这些地方最为关键。朝廷应选择良将,率兵三十万以上,分散守卫这些地区;其二,河北路各州军地方长官人选极为重要,朝廷应委任贤明官僚为河北路地方官,并责令他们干出成效来,使他们长期留任河北地区;其三,河北地区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吏都应由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部署、钤辖等地方长官进行考察、推荐,其四,河北边境地区屯驻大军,应保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因此,朝廷应漕运河南地区、江淮地区的粮食到河北地区,或者将一些士兵就近安置以供给粮饷;其五,河北屯军多是精锐之师,但也有不少南方军队,战斗力较差,建议召募土著人为禁军。其六,朝廷应该派遣一些有才干、懂军事的赵宋宗室子弟到全国各地去锻练,以起到拱卫赵家天下的作用,上述是守策。其御策的主要内容:其一,河北土著士兵熟知山川地形、敌情,作战能力

      强。士兵只在本地作战,不能抽调到其它地方作战;其二,河北地区原有溏泺可以抵御辽朝军队的进攻,但溏泺之间仍有通道,辽朝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因而宋朝必须派遣重兵把守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等重要关隘,防止辽朝骑兵南下,切断辽朝骑兵入侵的通道,其三,燕云之地割让辽朝后,此地人民始终不忘中原,因而朝廷应安抚这一地区的豪族,一旦宋辽爆发战争,他们既可以作向导,也可作内应,破阵攻城都少不了他们,这对宋军是极为有利的;其四,辽朝征服了周边的女真、高丽、渤海、室韦等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中一些部落并非真心归顺辽朝,一旦宋辽战争爆发,宋朝可以派遣使臣游说这些少数民族,封官许愿,使之反辽,辽朝就会腹背受敌,因而辽兵就不敢轻易南下侵宋了;其五,朝廷应秘密派人经营西山,作好防御、出击的准备,其六,祁州(今河北安国)、深(今河北深县)驻扎的宋军过少,倘若辽朝入侵,对宋军极为不利,富弼认为应加强此二州的兵力;其七,宋军无燕云十六州天险可守,因而河北的军事防御与河东地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朝廷对河东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

      苏舜钦等贬官

      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执政后,任用一些当世闻名的士大夫,推行“庆历新政”。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对此极为不满。苏舜钦是范仲淹举荐任官,又是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担任监进奏院一职后,召来妓女,大开宴席,会接宾客。王拱辰知道此事后,暗示其部下鱼周询、刘元瑜等人弹劾苏舜钦等人,其目的在于动摇宰相杜衍的地位。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由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审理此案。最后,苏舜钦被判盗罪,进奏院官王洙被指控与妓女坐在一起,刁约、江休复、吕潦、宋敏求、王益柔等人同时因此案而被贬黜,他们多是当时知名度颇高的士大夫。王拱辰等人大喜过望,庆贺说:一网打尽了。

      蒋堂益州兴学

      庆历四年(1044)三月,宋仁宗下诏在全国各州县兴建学校,蒋堂因晏殊的举荐而担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知州。蒋堂上任伊始,即大兴学校。汉朝文翁教授弟子的石室依然保留在成都孔庙中,于是蒋堂扩展石室,建立校舍,选拔部下官僚为教授,教育学生,当地士大夫对此大加赞赏。但蒋堂在成都时,大兴士木工程,大肆砍伐刘备坟墓周围的森林,又拆毁刘禅祠,引起蜀中人民的强烈不满。其后朝廷被迫派文彦博代替蒋堂,担任益州知州。

      重熙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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