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公元1650年-庚寅-顺治七年-清
清定王以下园田数
顺治七年(1650),清定出王以下园田数目:亲王八所,郡王五所,贝勒四所,贝子三所,公二所,每所有田一百八十亩。将军给田具体数目眯:镇国将军二百四十亩,辅国将军一百八十亩,奉国将军一百二十亩,奉恩将军六十亩。凡给过园地的王、将军停止供应其家口粮米。清廷还制定了公主、郡主及驻防官兵、壮丁的具体应得田亩数目。
清建柔远馆驿
顺治七年,清廷在福建建立了柔远馆驿,以供来京朝贡的琉球使臣途中居住。
俄军入侵黑龙江流域
明末清初,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势力开始向我国黑龙江流域发展。顺治年间,他们多次派兵侵入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不断在达斡尔、朱舍里、赫哲、费雅喀、索伦和蒙古等族居住区内烧杀抢掠,遭到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顺治七年,俄罗斯侵略者攻占达斡尔族首领阿尔巴札驻地雅克萨,还企图派人“劝说”中国皇帝“归附”俄罗斯君主,向其交纳贡赋。顺治八年七月,侵占瑗珲旧城。顺治十一年初又曾占领尼布楚,后在当地蒙古、索伦族人的坚决反抗下,被迫撤出。顺治十五年,再度攻占了尼布楚。
阿济格乘丧谋乱夺政
顺治七年十二月,英王阿济格乘摄政王多尔衮病死之机,欲谋乱夺政失败。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骁勇善战,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成为清朝著名的开国功臣。顺治七年冬,多尔衮率阿济格等往边外围猎,年底,多尔衮病危,自知不起,独自召阿济格秘密议论后事。多尔衮死后,阿济格欲当摄政王,暗中派人往召其子劳亲,令劳亲多率兵来,并嘱劳亲不要把多尔衮病死及调兵事告之诸王。与此同时,他又胁迫多尔衮所管两白旗大臣附己,遭到拒绝后又以兵戎相威胁。于是,两白旗大臣决定往“依皇上为生”,并向郑亲王济尔哈朗告发阿济格乘丧欲谋乱夺政。跟随多尔衮围猎的大学士刚林早已察觉阿济格的意图,抢先独自“策马行”,日夜疾驰七百里抵达京师,告发此事。清廷立即关闭九门,在阿济格回京的必经之路德胜门外派驻重兵,以防不测。不久,多尔衮柩车还京,行至石门时,阿济格与其子劳亲合军,令部下大张旗帜,环丧车而行。顺治帝亲率诸王、大臣迎柩车于德胜门外,阿济格父子居首而坐。济尔哈朗等见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派兵紧密监视,并将其随从三百骑尽收诛之,从而粉碎了阿济格的兵变计划,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1651)十二月二十六日,议政王大臣会议阿济格罪,将其幽禁,其子劳亲被革去王爵,降为贝子。阿济格在幽禁期间,不仅没有一丝收敛,反而益加狂暴无礼,在监房内私藏大刀,暗掘地道,声称要放火烧毁监房。顺治八年十月十六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
闻香教王氏家族分成两支
闻香教创于明万历年间,明末清初,闻香教为逃避统治阶级的严酷镇压,改名为大成教,又称作大乘教。顺治七年(1650),闻香教创始人王森子王好贤的孙子王盐由石佛口迁往卢龙县安家楼和阚家庄。从此,王氏家族分成了东西两支(又称两院),东支仍居住于石佛口,西支就是安家楼和阚家庄。他们均系各自出外传教,彼此并不知悉;所传徒弟,亦各认支派,不许混杂,甚至连活动的踪迹、教徒的名字也彼此保密。该教传教方式是父子递传,一旦师父故去,教徒和教门的关系也就随之结束。只有重新拜师父的儿子,并再履行一次入教手续,师徒关系方为有效。
瞿式耜逝世
式耜字起田,号稼轩,常熟(今属江苏)人。著有《瞿忠宣公集》。
朱慈叶聚众反清
顺治七年(1650)正月,南明德化王朱慈叶、石城王朱议氵岁在福建聚众反清,攻陷大田。浙闽总督陈锦闻讯遣军进剿,擒斩朱慈叶等。
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基地
顺治七年(1650)七月,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基地。郑成功,原名森,字大木,郑芝龙子。年少聪颖,颇得隆武帝的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因此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成功苦谏不听,于是在广东南粤招兵买马,打出“背父救国”的旗号,组织抗清义军。顺治四年正月,郑成功自南粤募兵返回福建安平,会故臣将吏设明太祖帝位,矢盟恢复大明江山。他自称“招讨大将军罪臣”,设官分领各军,闽中旧将“多归心”,势力日渐强大。永历称帝后,郑成功又奉永历年号,先后被封为威远候、延平候。自顺治四年至七年(1647-1650),他率领海上义军,连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泉州及闽南沿海一带地方,进据金门、厦门。郑成功把厦门改名为思明州,成为抗清的政治中心和基地。他在厦门设立“六官”分理庶政,遣官在各地征集粮饷和兵器,分其军为左、右、前、后、中五军,自领中军。此后,金、厦地区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抗清义军不断壮大,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州、潮阳、惠来、揭阳一带。
瞿式耜抗清殉节
顺治七年(1650)十月,瞿式耜在广西桂林被清军执杀。瞿式耜,字起田,号稼轩,常熟人,崇祯时为给事中,南明弘光政权时任广西巡抚。永历政权建立后,他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竭诚拥护永历帝,奠都桂林,力图重兴明朝大业。然而,永历帝从无大志,昏昏然苟安于一时,一听到风声紧急就仓皇逃窜,拒绝了瞿式耜的多次规劝。加之永历王朝由于内部党争激烈,置抗清大局于不顾,一味并吞异己,逼走大顺农民军,更加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顺治七年十月中旬,清定南王孔有德率军逼迫桂林,督师瞿式耜急令南明军赵印选出师,但赵部却离城逃遁,其余各部也争先奔窜,桂林空无一兵。时总督张同敝回城商议对策,瞿式耜坚定地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使张同敝深受感动。于是两人冠带,张灯备酒对坐大堂。十一月初五日黎明,清军入城,将二人抓获。孔有德百般劝降,终无一获,最后在独秀山下将瞿式耜、张同敝杀害。
张弘猷“抗误军需事”发
顺治七年(1650)下半年,湖南、湖北战场上发生了长沙知府张弘猷“抗误军需军”,实际上这是续顺公沈永忠一手制造的事端。沈永忠是清崇德年间降清的明将沈志祥(降清后被封续顺公)侄,沈志祥死后因其无子,沈永忠遂得袭续顺公。顺治七年下半年,南明军进攻武冈、靖州、麻城,沈永忠闻讯急发三镇兵马,分别迎击,并借机向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施加压力,滥索军饷。罗绣锦无奈,被迫应允。然而,负责交运粮饷的长沙知府张弘猷一方面谴责沈永忠“哪管小民抵死”,另一方面先凑了银一万两、米一千石运送军中。沈永忠对张弘猷的公开顶撞十分恼火,遂以这些银米不足半月之饷为由,上疏诬陷张弘猷“抗误军需”。顺治帝览疏后,误信沈永忠之言,命罗绣锦“严查速奏”。此后,虽经罗绣锦竭力辩白,张弘猷得以继续任职,但沈永忠却利用顺治帝的失误,更加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公开把迫害矛头直指罗绣锦,终于使其心力憔悴,抑郁成疾,悄然辞世。